***四十年來，中國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工業發展，工業化水平巨幅提升。1978—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從3679億元增加到74412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實際增長9.6%；其中，工業增加值從1622億元增加到24786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實際增長10.9%。最新國家統計局公布消息：2017年全國GDP達到827122億元，同比增長6.9%；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6%。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測量，2010年，中國整體工業化水平進入工業化后期前半階段；2015年，中國整體進入工業化后期后半階段，所有省份都至少進入工業化中期，有3個省份進入后工業化階段，16個省份進入工業化后期，處于工業化中期的省份僅剩12個。多項研究預測，中國將于2020—2030年全面實現工業化。

***四十年來，中國工業發展走出一種不同于西方國家傳統工業發展模式的“中國模式”，為全球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推進工業經濟體制改革

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國家全盤接受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以“休克療法”等激進手段實行經濟轉軌。而中國的***始終強調在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關系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方式。一方面通過“摸著石頭過河”、以點帶面的方式，積極探索并穩步推進適合自身國情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則在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實行先易后難的增量式改革策略。在***初期，盡管國有經濟面臨嚴重危機和重重困難，但中國沒有貿然采用全盤私有化的方式解決國有企業的生存危機，而是在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的前提下，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方面通過試點穩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方面通過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壯大民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增強經濟活力，同時倒逼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經過四十年發展，不僅國有、民營與“三資”企業在中國工業體系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而且不同所有制企業間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蓬勃發展的局面。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在數量上占到了26.3%，資產占44%，利潤總額占41.8%。

（一）循序漸進推進國有工業企業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初期，由于服務業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不僅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而且國有工業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更是占據絕對主導地位。197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在工業企業總產值中占比78%，資產總額占比更是高達92%。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是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

從改革內容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在體制上逐步解除國有企業與政府部門的行政隸屬關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權責對等的獨立法人，以及與非公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二是通過破除所有制偏見、推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式改善企業公司治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升國有企業的經濟活力與市場競爭力；三是逐步調整和明確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使其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步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退出，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著重在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公共物品與服務提供行業，以及支柱性及戰略新興產業等領域發揮主導和引導作用，為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引領作用和公共物品支撐。

從改革過程看，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從改革探索、制度創新進而走向深入的一個較長過程。一般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之初到十四屆***（1993年）前的改革探索階段，大體經歷了十五年時間。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以“放權讓利”為原則，嘗試通過承包經營等方式，賦予企業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和生產積極性，以提高企業活力。盡管承包經營等做法沒能對企業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甚至導致了企業行為短期化、國有資產流失等消極后果，但這一時期的探索提高了國有企業的競爭意識，為其在下一階段改革中真正走向市場奠定了基礎。第二個階段是從十四屆***到本世紀初的制度創新與結構調整階段，大體經歷了十年時間。十四屆***明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后，國有企業以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從產權制度、公司治理到組織管理展開了全方位的制度變革與創新。與微觀層面的企業制度改革相配合，國家在宏觀層面提出了“抓大放小、有進有退、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的戰略思想，對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第三個階段以2003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為標志，改革進入以體制變革推動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新階段。國資委的設立意味著政府從體制上實現了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代表職能的分離，為實現政企、政資和資企分開，推動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共中央、***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頒布，國資和國企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國資管理體制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在強化監管、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前提下，著力于落實企業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創造力和市場競爭力。

如同其他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一樣，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大特點是沒有簡單奉行“拿來主義”，盲目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模式，也不追求一步到位、立竿見影，而是采取上下結合、以點帶面，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方式穩步探索適合***的改革路徑。“上下結合、以點帶面”的做法既有利于激發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創新積極性，又有助于將好的改革經驗在試點成功基礎之上推向全國，既能避免因盲目推行改革方案帶來的大范圍失敗的風險，又能確保改革部署的統一推進。“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做法雖然顯得較為保守，但卻有利于恰當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避免因為改革過激導致大的經濟與社會動蕩，進而使改革陷于失敗。

（二）解放思想支持非國有工業經濟發展

1.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作出獨特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初，如果說國有企業是城市***的主要對象，那么鄉鎮企業則是農村***與發展大潮中的主力軍。鄉鎮企業的前身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和人民公社體制下形成的社隊企業。1984年，隨著農村***的深入、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社隊企業被正式更名為鄉鎮企業。

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在大大提高農業產出和農村收入的同時，使大量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形成了龐大的待業群體。為解決農村新生待業群體的就業問題，國家在“七五”計劃中，提出“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我國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鼓勵農民興辦鄉鎮企業”，并實施了“星火計劃”等鼓勵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國家政策支持加上農村勞動力的解放以及農業剩余的積累，直接推動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推動了中國農村的工業發展，而且成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特有現象。1978—1997年，鄉鎮企業數量從150萬戶增加到2020萬戶。1978年，鄉鎮企業創造的產值僅占農村總產值的24%，到1997年這一比重上升到了79%。1978年鄉鎮企業產值只占國內工業部門總產值的9%，1997年這一比重達到58%。黨的十五大之后，隨著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通過***等方式蛻變成為私營企業；但鄉鎮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歷史印記，其獨特貢獻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缺乏國家財力支持情況下，鄉鎮企業主要依靠農村自有資金與企業自身積累，在較低負債率的情況下實現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長率，一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帶動力量。199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年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2218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27.9%；上繳國家稅金達1583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0.4%。當年鄉鎮企業出口產品交貨值為6854億元，比1995年增長27%，占全國出口的34.8%。

其次，鄉鎮企業充分借助農村勞動力優勢謀求發展，極大改變了中國農村落后的經濟面貌，大大促進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1998年，鄉鎮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15530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6.3%，在中國工業經濟總量中占據了半壁江山，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發展道路。在鄉鎮企業發展的帶動下，一大批小城鎮迅速崛起。1998年我國僅建制鎮就發展到1.9萬個，是1978年的5.7倍，全國建制鎮約容納了1.5億農村居民定居，完成了由農民轉向城鎮居民的歷史性跨越，促進了我國農村城市化的進程。

第三，鄉鎮企業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公有制經濟的制度優勢，為制度轉軌后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資金與技術基礎。***以后，黨和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的認識是經歷較長過程的。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方針確立之前，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的發展始終面臨所有制結構以及意識形態的雙重束縛，未能真正釋放其活力。而鄉鎮企業，特別是鄉鎮集體企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載體，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所有制上體現出的制度優越性，在***前二十年獲得了長足發展。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不僅為農村地區培育了大量技術工人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而且為企業轉型后通過技術改造和升級提升競爭力奠定了必要的資金和技術基礎。1997年非公經濟發展突破所有制束縛后，大量鄉鎮集體企業轉制成為私營股份制企業，使后者迅速成長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生力量。

2.私營工業企業的崛起持續推進工業化進程。縱觀中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歷程，如果說***后的前二十年是鄉鎮（集體）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那么***后的后二十年則迎來了私營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得到確立，發展得到鼓勵，但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分別主導城市和農村經濟的格局下，私營企業的發展空間仍然十分有限。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是中國解放思想、突破意識形態桎梏，進而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特別是所有制結構上進行重大變革的結果。以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為標志，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確認，作用和價值不斷得到提升。從1998年開始，私營工業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類型納入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范疇。對比1998年和2016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98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的數量僅為6.5%，資產規模、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均在5%以下。到2016年，私營企業在數量上已超過一半，資產規模超過20%，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均超過1/3。

私營工業企業的崛起不僅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其對中國工業發展的積極貢獻還突出表現為：第一，它打破了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市場格局，成長為國有和集體企業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不僅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間的競爭，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而且推動了公有制企業的改革以及不同所有制性質企業間的融合與發展，提升了中國工業企業的整體實力與綜合競爭力。國資委數據表明，中央企業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數量已占68.9%；地方國有企業實行混改的企業數量也占到了47%。混合所有制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中十分重要的微觀主體。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第二，私營工業企業特別是東部沿海省份的企業，憑借對外開放的區位優勢，在外向型經濟帶動下，推動形成了加工制造業的空間集聚和集群化發展的態勢。作為市場經濟中最具靈活性和開放性的市場主體，非國有中小企業構成了產業集群在經濟規模上迅速擴大以及在地域范圍上不斷延伸的主要力量。

從產業發展角度看，這些以私營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集群通過產業分工合作形成的生產上的協同優勢、產能上的規模優勢、集群中龍頭企業的示范帶動效應，以及品牌效應等，大大提高了相關產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從區域發展角度看，由產業集群形成的“塊狀經濟”極大帶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了中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把握時機、堅定不移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20世紀80年代，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產業重心向高技術化、信息化和服務化方向轉變，并進一步將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通過大量吸收發達國家的投資，承接美日歐轉移出來的重化工業和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出現了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進一步向外轉移的需要；而此時剛剛打開國門且擁有巨大勞動力市場的中國恰好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不僅順利成為新一輪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者，而且借此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改變了自身的經濟命運和世界經濟格局。

中國憑借著自身勞動人口密集的資源優勢和***形成的制度與政策優勢，吸引了來自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巨大的外商投資。而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不僅帶動了中國加工貿易和對外出口的迅速增長，而且大大促進了中國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2001年，中國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工業在深化與世界經濟的競爭與合作中不斷提升整體實力，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和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眾多產業領域形成了明顯的比較與競爭優勢，正逐步由制造業大國向世界工業強國邁進。中國工業融入全球體系的過程大體可以概括為從“引進來”“走出去”到通過國際產能合作重塑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三個依次遞進的發展階段。

（一）“引進來”：以最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承接國際產業大轉移

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針下，國家很快將吸引和利用外資作為對外經貿工作的重點，認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對加快***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979年，***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1982年，國家將原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貿部、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等機構合并，統一設立對外經濟貿易部，作為專門的外資管理機構。1986年，***出臺《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對外資企業，特別是先進技術企業和產品出口企業在土地使用、金融支持、稅收政策、企業經營自主權等方面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1988年，財政部頒布《關于沿海經濟開放區鼓勵外商投資減征、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1991年，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并降低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稅負水平。在2007年全國人大實施新稅法，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之前，外資企業始終享受比內資企業優惠一半以上的所得稅稅率。從外資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率水平看，中國是當時周邊國家中最低的。

針對外資企業設立的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特別是稅收優惠政策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揮了顯著作用。

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3年的9.2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260億美元。1993年起，中國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此后一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而作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領域始終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部門。1997—2016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1.59萬億美元，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7809.6億美元，占比49.1%。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以及我國服務貿易開放程度提高等因素影響，制造業吸引外資的比重雖呈現下降趨勢，但“十一五”期間占比仍在53%以上；“十二五”期間，制造業吸收外資下降趨勢更加明顯，但平均占比仍接近40%。

外資企業對我國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技術支持和先進的企業制度與管理經驗，極大帶動了中國產業的擴張和升級。2000年以來的數據表明，外資企業創造了1/4以上的工業產值，是拉動中國工業增長的重要力量。從2000—2014年的數據看，外商投資企業在工業企業資產總計中的占比始終保持在20%以上，平均達到23.8%；在固定資產合計中的占比平均為20.6%，銷售產值占比平均達28.4%。外資企業通過引進大量先進技術設備、投資于資金技術密集行業以及更高的投資產出效率，直接提升了中國工業部門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和投資效率。此外，外資企業通過與國內企業的競爭與合作，在人才、技術、管理、產品研發、市場開拓等多方面產生了廣泛的示范和溢出效應，促進了境內外人力資源、知識和技術的流動；不僅推動了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而且促使其在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等方面產生深刻變革。據商務部介紹，截至2013年，已有1800多家外資研發中心在中國運營，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超過50家。全球企業研發重心的東移，推動了中國制造業從產業分工鏈條的低端向中高端邁進。

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的重要橋梁，外資企業擴大了中國進出口規模，增加了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改善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提高了中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2000—2016年的數據表明，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從2000年的1.46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11.78萬億元，年均增長13.9%，其中外資工業企業的出口交貨值占全部工業出口交貨值占比在2014年以前始終保持在60%以上，年平均值達到65.9%。中國產品通過外資企業全球化的產業分工鏈條和銷售網絡走向世界，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和世界工廠。

（二）“走出去”：充分發揮低要素價格優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除了以最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彌補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技術缺口，提高中國工業生產力和產業競爭力之外；鼓勵和幫助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是中國開放式、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由于***初期引進的外資具有顯著的來料加工和成品出口特征，大量引進的外資企業已經極大地帶動了中國加工貿易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刺激內資企業出口，提升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在外貿、外匯、投資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體制變革。一方面逐步放松對企業外貿經營權、外商投資領域、外匯等方面的管制，讓市場在涉外經貿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還實行關稅減免、出口退稅，成立進出口銀行、組織商會等一系列出口扶持和援助政策。憑借著“中國制造”在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價格優勢以及在加工制造方面形成的產能優勢，加上有利政策的扶持，中國出口貿易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工業制成品成了中國產品“走出去”的絕對主力。

1980—2016年，中國出口商品總額從181億美元增加到2.1萬億美元，工業制成品出口額從90億美元增加到1.99萬億美元。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商品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0年的50%，到1992年的80%，到1999年的90%，直至2006年后始終保持在95%以上。隨著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量的不斷攀升，中國工業品占全球市場的比重不斷提升。1990年我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為2.7%，居世界第九；到2000年上升到6.0%，居世界第四；2007年達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為19.8%，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這一比重提高到20.8%，繼續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按照國際標準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中國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鋼鐵、水泥、汽車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

從工業品的出口結構看，大體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分界線，入世前二十年以輕紡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1994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達到60.5%的歷史最高值。入世之后，以2003年機電、高新技術產品等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47.3%）首次超過勞動密集型產品為標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實現了從低附加值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向較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重要轉變。

盡管總體而言，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主要依賴于低要素價格優勢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變，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尚顯不足，但這一適應特定發展階段的低成本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對中國工業追趕式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和繁榮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于中國自身而言，一方面，出口導向戰略使中國工業在對外貿易中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為工業再投資和技術升級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外資企業與出口導向型內資企業的迅速發展形成了強烈的產業集聚效應，不僅強化了中國加工制造業的規模優勢，而且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繁榮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

（三）國際產能合作：構建全球產業新體系與工業增長新動能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增長重心逐漸東移，以及中國自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步伐的加快，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條件日漸成熟。從中國自身情況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需要更充分地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運用兩種資源，通過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化解國內富余產能、助推產業結構升級、不斷邁向產業價值鏈高端領域，并藉此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規則及標準體系建設。而從世界經濟格局看，西方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后努力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掀起新熱潮，對優質基礎裝備和產能投資合作也產生了較大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了一種創新性和包容性的對外工業合作模式，即國際產能合作。2015年5月，***發布《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系統闡述了國際產能合作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撐、服務保障與風險防控舉措。

從“走出去”角度看，國際產能合作最大的著力點在于改變過去通過貿易進行產品輸出的單一模式，而側重于產業能力的輸出。即在充分發揮自身資金、技術、裝備等優勢基礎上，根據對象國的特點和需求，靈活采取投資、工程建設、技術合作、技術援助等多種方式，推動產業合作由加工制造環節為主向合作研發、聯合設計、市場營銷、品牌培育等高端環節延伸，提高國際合作水平。

為助推產能合作順利推進，中國政府結合“一帶一路”戰略部署，面向亞洲、非洲、拉美及發達地區先后提出了國際產能合作的四大合作框架，著力構建以周邊重點國家為“主軸”，以非洲、中東和中東歐重點國家為“西翼”，以拉美重點國家為“東翼”，“一軸兩翼”產能合作新布局。截至2016年底，中國已與哈薩克斯坦等30多個國家以及東盟等區域組織簽署了雙邊或多邊產能合作協議，將產能合作納入機制化軌道。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沿線國家發放貸款超過1100億美元；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沿線國家出口和投資超過32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合作建立初具規模的經貿合作區56家，入區企業超過1000家，總產值超過500億美元。

與***之初以被動承接產業轉移和加工貿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不同，國際產能合作是新時期由中國主動發起和引領的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浪潮，它致力于發揮中國在裝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綜合優勢，通過對接中國的供給能力和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通過將更多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國際產能合作不僅重塑了二戰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而且為世界經濟注入了發展的新動能。

三、與時俱進、“五化協同”走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

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式、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使中國工業在***前二十年獲得了年均15.9%的增長速度，推動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原有的粗放式工業增長模式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制約。主要有：第一，中國工業大而不強的局面日益突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工業依靠低要素價格形成的比較優勢隨著中國自身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來自其他后發國家的競爭而不斷弱化，而建立在技術進步和創新基礎上的產業競爭優勢又尚未形成。中國工業迫切需要通過轉變發展方式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第二，傳統的資源要素驅動型的工業增長模式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迫使中國工業必須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工業生產的集約化和綠色化水平。第三，傳統的工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城鄉和地區經濟的不平衡，農業和農村發展水平的落后極大地制約了國內消費水平的提升，難以有效吸收日益擴大的工業產能。工業化的繼續推進必須以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為條件，走協同發展之路。

以2002年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標志，中國開始謀求轉變工業增長方式以更好地適應國內外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探索可持續的工業發展新路子。從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到十七大強調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再到十八大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直到2015年中央和***在《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提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黨和國家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涵及其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拓展和深化，最終形成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五化協同”的發展理念和行動綱領。

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就工業發展本身而言，是要通過四個方面的轉變，即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由低成本競爭優勢向質量效益競爭優勢轉變，由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制造向綠色制造轉變，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構建一個創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顯著提升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而“五化協同”發展則意味著，在新型工業發展進程中，信息化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是推動工業增長向創新驅動方式轉變的抓手和主線，綠色化是貫穿工業制造全過程、支撐工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則意味著通過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實現三者相互支撐、良性互動，形成工農、城鄉協調發展、同步向前的格局，使工業發展的成果惠及全民，真正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模式。

（一）以“兩化融合”為抓手，推動工業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方式轉變

進入21世紀，中國越來越意識到信息化不僅是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提高工業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重要力量；更是轉變工業增長方式，以創新驅動工業增長、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關鍵因素。中國確立了優先發展信息產業，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以“兩化融合”為主線推進制造強國的產業發展戰略。1997年，中國召開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1998年成立信息產業部。2002年，黨的十六大作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部署。2006年中辦、國辦聯合發布《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作出要“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的部署。2008年，成立十年的信息產業部與發改委工業行業管理部門合并，正式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進一步健全工業和信息化管理體制。2011年，工信部聯合其他四部委發布《關于加快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見》，“兩化融合”進入發展快車道。《2015年度中國兩化融合發展水平評估報告》顯示，“十二五”期間，“兩化融合”在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支撐新興產業發展等方面的作用和成效顯著，綜合反映信息化基礎環境、工業應用以及應用效益三方面水平的全國“兩化融合”發展指數從52.7提升到72.7，提高了20個百分點。

2016年，工信部發布面向“十三五”的《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規劃（2016—2020）》，著力打造支撐制造業轉型的創業創新平臺，積極培育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加快構建支撐融合發展的基礎設施體系，增強制造業轉型升級新動能，構筑精細、柔性、智能、綠色的新型制造體系，進一步提升中國制造全球競爭優勢，推動制造強國建設。

（二）以綠色生產為主線，構建工業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國的工業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和“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走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之路。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并制定首個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后，中國很快制定了第一個涵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各方面的國家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中國21世紀議程》。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首次將可持續發展提升至戰略高度，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2003年，十六屆***提出科學發展觀，主張“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2007年，黨的十七大不僅決定將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等內容寫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而且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先進理念。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事業，正式形成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16年，在“十三五”規劃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部署基礎上，工信部專門制定了《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確定了未來五年工業綠色發展的五大目標和十項重點任務，著力構建工業綠色發展的推進體制及其配套的政策體系。

（三）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

***開始至20世紀末，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等因素制約，中國農村和農業資源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現代化水平不僅滯后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甚至出現反向發展趨勢。

進入21世紀，國家從“三農問題”入手，開始著力解決工農、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基于這一重要判斷，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提出要“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充分發揮工業化、城鎮化對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輻射帶動作用，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加快現代農業發展步伐。”2012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將“三個同步”提升為“四個同步”，即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再次強調要“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從“十二五”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看，產業及城鄉協調發展的格局正加快形成。從就業結構看，2012—2016 年， 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從33.6：30.3：36.1 轉變為27.7：28.8：43.5，就業結構排序從“三、一、二”的發展型模式提升到了“三、二、一”的現代模式。2014年城鎮就業人員數量首次超過鄉村，城鄉就業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伴隨產業和就業結構調整，我國城鎮化進程也迎來重大轉折點。2013—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4%，快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0.8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0%，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12年的2.88降至2016年的2.72。

四、“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打造中國特色工業發展模式

政府在中國工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不僅是由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也是由我國經濟處于轉軌和趕超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決定了國有經濟必須始終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不一定表現為在經濟份額上占據絕對優勢，而主要表現在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提高國有經濟自身的發展活力，進而提升其對國民經濟的支撐力、帶動力和影響力。而中國的大國國情決定了，無論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還是從閉關鎖國向融入世界過渡，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通過控制改革節奏和把握開放程度，在確保經濟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和全方位的體制改革構建一個有助于經濟轉軌和對外開放的經濟貿易體制。最后，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實現21世紀中葉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的奮斗目標，同樣需要政府在判斷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和競爭格局變化基礎上，不僅在發展戰略上作出全局性的規劃和部署，而且在戰略實施上提供必要的包括制度、基礎設施等在內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支持。

盡管中國的***始終是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全球經濟全面融合為導向的，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政府在市場化和國際化為導向的***，以及向創新驅動、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工業轉型進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導性的。

簡言之，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甚至主導作用，并不是要使政府干預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而是要充分發揮政府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公共產品）提供者、競爭秩序的維護者、前瞻性問題的決策者的作用。

概而言之，政府在中國工業四十年的改革、開放、轉型、趕超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政府通過主導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市場經濟有效運轉所需的制度環境。政府在市場化制度建設方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以產權制度變革和產權保護為核心，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支持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培育形成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和獨具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第二，以價格機制和投資體制改革為核心，推動形成統一的、主要由市場決定的要素價格機制，以及面向所有市場主體開放的行業準入制度，構建公平競爭、透明開放的市場環境。

其次，政府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扮演著積極建設者和促推者角色。主要體現在：第一，通過涉外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完善形成與國際接軌的經濟貿易體制。第二，通過實施優惠的外資、外貿、出口和產業扶持等政策吸引投資、鼓勵出口，培育和提高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三，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和推動全球投資貿易體制變革，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市場布局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

再次，國家根據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格局變化趨勢以及國內資源稟賦條件的變化情況，及時對工業發展路徑作出戰略性調整，主導了工業發展模式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由粗放式發展向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由工業單兵突進向工農城鄉協同發展的轉變。配合工業發展戰略的轉變，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通過實施創新驅動和人才優先發展戰略，加大國家對科技研發和人才培養的投入力度，推進在研發和創新中起主體作用的科研和人才培養體制改革，為實現工業增長方式真正向創新驅動轉變提供堅實的科技、人才與制度支撐。第二，通過深化資源體制改革，建立市場導向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加強工業綠色發展的行業標準和法規建設等舉措，構建有助于工業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長效體制機制。同時切實發揮宏觀經濟手段，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財政和金融支持力度。第三，通過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培育發展縣域經濟，提升其承接城市功能轉移和輻射帶動鄉村發展能力，利用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政策手段促進工農協同、城鄉一體的發展格局，使工業化的發展成果能夠反哺農業和帶動農村發展，使現代化的農村和農業體系能夠更好地支撐工業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