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通過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十三五”發展規劃，要求瞄準全球科技前沿，聚焦產業升級、民生改善、生態治理等重大需求，強化資源集成和協同創新，動員社會資本等各方力量參與，加快推進集成電路、新藥創制等重大專項。此外，***還指出要開展5G關鍵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推動信息技術更好服務經濟升級和民生改善。那么，5G通信技術還存在哪些問題，在產業扶持中政府又應該注意什么呢？

　　現在討論5G標準花落誰家為時尚早

　　在2014年，國內剛剛用上4G，不久后，5G通信又映入人們眼簾，5G通信顧名思義是第五代通信技術，具有連續廣域覆蓋、熱點高容量、低功耗大連接、低時延高可靠四大特點。

　　連續廣域覆蓋能夠實現在偏遠山區、地下車庫、高速移動狀態下，以保證用戶的移動性和業務連續性為目標，為用戶提供100Mbps以上的高速業務體驗。

　　熱點高容量指的是在人口密集區為用戶提供1Gbps用戶體驗速率和10Gbps峰值速率；在流量熱點區域，可實現每平方公里數十Tbps的流量密度。

　　低功耗大連接能保證終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的前提下，面向智慧城市、環境監測、智能農業、森林防火等以傳感和數據采集為目標的應用場景，提供具備超千億網絡連接的支持能力，滿足100萬/km2連接數密度指標要求。

　　低時延高可靠主要面向車聯網、工業控制等垂直行業的特殊應用需求，為用戶提供毫秒級的端到端時延和接近100%的業務可靠性保證。

　　不久前，中國華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消息一出，在網絡上就炸開了鍋，甚至有媒體用“華為碾壓高通，拿下5G時代”來形容這次勝利。然而媒體這種報道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有把eMBB場景短碼的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等同于5G標準的嫌疑。

　　實際上，核心專利是由幾個體系來組成的，高通在3G時代掌握擁有軟切換和功率控制兩大核心專利以及兩千項外圍專利，才具備了征收“高通稅”的技術資本。要想在5G時代擁有一定話語權，僅有eMBB場景編碼方案短碼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多址技術、多天線技術、射頻調制解調、軟頻率復用、編碼等方面都要有一定話語權。

　　目前，5G標準制定權之爭才剛剛開始，而且還存在不少技術障礙。

　　據業內人士分析，“現在要實現藍圖中所設想的5G，在技術上是有一定困難的，而且也沒有特別大的技術突破……現在一些比較流行的5G技術，有的是一些假的技術，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術，有的技術在實驗室能夠實現，但商用起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目前5G技術上一個普遍的現狀……出現假的技術這并不奇怪，做研究的人為了分政府的撥款，總會找一些名目來套錢，就必須編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企業和科研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把一些垃圾專利想方設法往標準專利里塞……在研究中難免選錯技術發展方向，比如現在多址NONA這個技術，從理論上證明這個大的方向是存在問題的，但幾乎所有公司在這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財力和人力，已經到騎虎難下的地步……”也正是因此，有觀點認為，現在所謂的5G其實是4.5G。

　　在發展規劃上，國際電聯的計劃是2015年將完成5G國際標準前期研究，2016年將開展5G技術性能需求和評估方法研究，2017年年底將啟動5G候選方案征集，2020年年底完成標準制定。而根據工信部、中國IMT-2020（5G）推進組的工作部署以及三大運營商的5G商用計劃，中國將于2017年展開5G網絡第二階段測試，2018年進行大規模試驗組網，并在此基礎上于2019年啟動5G網絡建設，最快到2020年啟動5G商用網絡。

　　在技術研發上，國內整合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華為、中興、大唐等公司和科研機構攜手開發5G通信技術，而在最近一次eMBB場景編碼方案的爭奪中，來自海峽兩岸的華為、中興、大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聯想、小米、VIVO、OPPO、酷派、阿里巴巴、展訊、中國移動研究院、信威通信、宏碁、聯發科、臺灣國立大學等公司、科研機構全部集體抱團，這背后未必沒有中國政府的組織協調的因素。至于中國通信產業能在5G時代處于怎樣的地位，在很多技術尚且不成熟，或者存在一些障礙的情況下，現在就言之鑿鑿5G標準花落誰家，未免過于草率。

　　國家政策是后發工業國趕超的有效途徑

　　盡管5G標準的確定尚早，但***總理在會上專門提到5G研發和產業化，說明了國家研究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和遠見。

　　對于國家是否應該出臺產業政策，張維迎就曾炮轟產業政策，認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并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但如果回顧歷史，科學合理的計劃經濟和產業政策是工業后發國發展本國產業的正確途徑，也是目前被證明唯一有效手段——英國、法國、德國、美國、蘇聯無一例外是借助國家力量和政策發展工業的典范。

　　英國曾經通過《航海法案》、《羊毛法案》，以及立法對禁止進口印度紡織品的方式扶持本國相對落后的制造業發展。拿破侖以武力使歐洲各國臣服后，禁止歐洲各國與英國貿易，將歐洲大陸作為法國制造業的原材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德國曾經搞過關稅同盟把英國、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國門之外。

　　美國也是靠高關稅和對歐洲工業品肆無忌憚的山寨——1793年，美國專利法案經過修改后，申請人僅為美國公民，從美國第一部專利法公布到1835年，美國頒發的9225項專利中，沒有一項是授予外國人的，這些技術中相當大部分源自對歐洲技術的山寨。

　　至于蘇聯，更是將政府主導的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通過計劃經濟將一個扶木犁的農業國用20多年時間迅速脫變為擁有核武器的工業強國，并讓西方世界在之后的半個世紀時間里為之顫栗。

　　從實踐上看，產業政策是必須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如何落實。中國對新能源車給予補貼并無不妥，實際上，這是全球政府引導新興產業的通行做法，早在2005年，美國出臺的能源政策法案通過了對混合動力汽車的稅額抵免政策。在2008年，美國能源部更是直接撥款3000萬美元資助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究。因此，新能源汽車補貼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騙補，而騙補事件本質上說是商人趨利思想下不擇手段的產物，當下應該做的，并非否定產業政策，而是思考產業政策應該如何去落實。

　　在產業扶持中政府不宜做具體執行者

　　目前，產業政策執行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政府過多的介入實際上并不利于產業的良性發展。產業界人士也曾向筆者表示，政府應更多的是一個規則制定者，并把控宏觀的發展方向，最好不要去做具體的執行者。因為一個課題或者科研項目如果是政府主導的話，由于各種政商關系和一些官僚尸位素餐，就很容易演變成大家一起忽悠政府的錢，拿到錢了之后各回各家，黑一點的不了了之，厚道一點的最后做出一個只能看看，但用不起來的技術成果。

　　政府在給政策的過程中，對于扶持對象到底是國外巨頭的馬甲公司還是真自主公司，以及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如何并不是特別具有甄別能力，能拿到怎樣的扶持力度和項目，背景和政商關系才是關鍵中的關鍵，因此，政府過多介入的話，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有限，而且好鋼用不到刀刃上。

　　另外，政府扶持中也存在一個拉偏架的問題——政府很喜歡看誰弱一點，或者不行了，就去扶它一把，看誰能自主發展了就不管了，只去幫弱的，而且幫助力度還非常大，發展得好的公司靠自己努力取得的優勢一下子就被行政力量抹平了，這對能擺脫政府扶持、能自主發展的公司非常不公平，搞得競爭法則不起作用了。

　　如果是政府制定規則，具體執行由企業來主導的話，比如搜狗資助清華大學做人工智能，因為企業是追求經濟利益的，也是懂行的不會被忽悠，大家就會想著把這些錢做出什么成果，而且只要做出技術成果，企業可以拉來客戶，可以擺脫技術突破但只能躺在實驗室、無法被商業化的困境。

　　大基金幫扶模式更加科學

　　相對于政府直接補貼或劃撥項目研發經費這種“送錢”的扶持方式，大基金的扶持模式雖然也存在一些瑕疵，但總體上更加科學，對于產業發展也更有利。具體來說，產業基金給錢并非是國家送錢，而是資金換股權，國家產業基金也不做大股東，僅僅是投資參股，并不影響被扶持企業的具體經營。

　　另外，國家產業基金投資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撬動社會資本與國家產業基金一起投資集成電路產業中IC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原材料和代工廠中的龍頭企業，這樣就能以相對有限的資金撬動較多的社會資本，把社會上的游資吸引到產業轉型升級中去，而非股市、期貨、房地產、“姜你軍”、“蒜你狠”、“豆你玩”。最關鍵的是，國家產業基金的著眼點并非短期逐利，而是放長線釣魚，通過長期投資幫扶企業發展，實現企業成長和國有基金保值增值雙贏。

　　截至2016年10月，首期募資規模1387.2億人民幣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投資項目40個，企業28家，承諾投資額也已接近700億元，已投項目帶動的社會融資超過了1500億元，其中，IC設計占總投資的27%，晶圓制造占總投資的60%，設備制造占總投資的2%，封裝測試占總投資的8%。

　　在業績上，雖然28家企業2016年增幅略微下降，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紫光集團、三安光電等成為大基金投資的重要受益者，長電科技在國家扶持下收購了新加坡星科金朋，一舉邁入全球前10封測公司，中芯國際在獲得大基金投資后擴建工廠。不過，從資金的投入到企業技術突破和商業上的成功有一個時間周期，具體的成效會在幾年后慢慢體現出來。

　　總體來說，相對應補貼送錢的方式，國家產業基金扶持方式對于扶持產業做大做強，資金的利用效率會更高，成效也會更好。

　　落后行業應該在籬笆墻里適者生存

　　不過，如果只有這種對龍頭企業的天量資金投資扶持的話，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只能成長為瘸腿的巨人——因為很多行業里，中國大陸目前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龍頭企業，只有在國外巨頭傾軋下勉強生存的一些小公司。

　　比如，比如IC設計中的CPU、GPU、DSP、FPGA，以及用于輔助設計的EDA工具等等。國家產業基金因為是拿國家的錢在投資，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能去做風險較大的投資，只會投資一些已經有一定規模，前景較好的企業。換言之，國家產業基金只能錦上添花，無法雪中送炭。

　　而且站在那些小公司的角度，由于自身的體量太小，如果拿股權換資金，拿少了沒意義，拿多了也就意味著大基金控股，失去公司控制權，在本來就被國外巨頭打壓的情況下，被大基金控股后難免導致外行領導內行，很有可能會把這些本來就生存不易的小公司帶到坑里。

　　因此，很多絕對劣勢的領域，國家產業基金現行的做法是無能為力的，而過去那種直接給錢的做法既不科學，效果也不好。相比之下，給出生存空間的做法不失為解決之道——劃出一塊保留地讓國內自己設計的CPU、GPU、FPGA等芯片可以被用起來，比如把黨政軍市場拿出來，把這塊封閉市場給予國內公司去生存和競爭，誰的產品好，不能只聽領導和專家的意見，必須傾聽用戶單位的聲音，再以政府擇優采購的方式給做得好的公司變相給予資金扶持，并且在實踐中使用自主設計的芯片，在使用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實現技術的螺旋式上升，并在使用中慢慢構筑起軟件生態，最終實現自主技術的成長和國內公司逐漸成長壯大。

　　正如龍芯首席科學家胡偉武說的：“政府應該干啥，應該在黑暗森林里圍個籬笆墻，構建一個小森林，把國外芯片擋一擋。進入小森林的CPU公司必須嚴格界定，什么是自主的，什么是可控的，必須有統一的標準，把真正自主可控的放進小森林，小森林里玩的是市場競爭的叢林法則。讓國內自主CPU公司在小森林里適者生存的競爭——誰的產品好，誰的服務好，就選誰的產品，政府不要去干涉。在市場競爭中練出自己的體格，最后的勝出者踏著失敗者的尸體成長壯大后，再打破藩籬，和黑暗森林里的國外產品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