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蘇俄開始實施特殊的經濟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貿易，實行產品實物供應及主要消費品配給制；取消貨幣和核算制，實行總管理局制，國家直接給每個企業制定產、供、銷計劃；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

這就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誕生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運作形式，即“計劃經濟”。

1920年，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發表署名文章，用詳細的理論推導，做出了當時來看非常驚人的推斷：由于蘇俄的“計劃經濟”缺乏經濟計算的有效工具，其經濟活動必定會走向失控和混亂，進而導致普遍的窮困、饑餓，直到崩潰。

米塞斯的觀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諸多知名經濟學家，都認為蘇俄模式有持續存在的意義，并且同樣會帶來經濟的繁榮。

到了1989年，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里寫道：“蘇聯的‘計劃經濟’比美國的市場經濟更加優越；蘇聯將會在1997年全面超越美國的市場經濟。”

要知道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至今風靡全球，成為數百萬學子的經濟學啟蒙書籍。但僅僅就在薩繆爾森認為蘇聯經濟模式優于美國市場經濟兩年后，蘇聯解體，計劃經濟也不復存在。后來薩繆爾森刪除了書中關于對蘇俄經濟的看法，然后繼續穩坐經濟學暢銷書作者。

然而，從1920年米塞斯預言“計劃經濟”終將崩潰，到1991年蘇聯解體，整整過了70年。用如此漫長的時間來驗證一個推導，確實充滿了極大的挑戰和風險。這就是為什么“計劃經濟”時至今日依然受到一些人追捧的原因，因為大部分人生活在當下，沒有人準確的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就算是一些頂級的數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依然會高估技術所帶來的作用，比如牛頓就在炒股領域賠得很慘，凱恩斯和費雪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虧得一塌糊涂。前兩年，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就基于對大數據的癡迷，認為未來由于大數據的存在，“計劃經濟”將是可以實現的。

其實早在1920年，也就是米塞斯預言“計劃經濟”最終會崩潰的時候，波蘭著名經濟學家蘭格就用非常詳盡和龐大的數據，逐一反駁了米塞斯的預言，蘭格用各種數據和理論，自稱解決了米塞斯提出的“經濟計算”難題，而蘭格的理論依據獲得了當時大部分人的認同，整個市場和學術界，基本都認為蘭格贏得了跟米塞斯的論戰。

到底什么是“經濟計算”，難道大數據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嗎？

當然不能，因為你確實可以通過我的消費數據和歷史習慣等等，甚至是我所有的財務數據等，預測我接下來的需求，還可以通過我的行動軌跡等數據，預測我的喜好和可能的傾向，但你無法計算出我會以什么代價、什么方式來滿足這一需求，也無法計算這些需求會給我未來的行動和更長遠的需求帶來何種影響。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計算出我階段性的需求，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計算出我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會采取的行動方式，以及會付出的可能成本，但你無法在所有時間段內計算出我所有的需求，以及在所有時間內計算出我為了所有需求要采取的所有行動和愿意承擔的所有成本。

從長遠看，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在未來某一天突然蹦出什么需求，突然因為什么事情而貪婪或恐懼，更不知道為了滿足這種貪婪和恐懼會采取什么行動。所以，試圖用技術的進步來實現“計劃經濟”，過去不行，未來也不可行。

那么“經濟計算”這個難題，到底要靠什么來解決呢？

答案是“貨幣” 和“價格”。

前一陣開始，中國市場豬肉價格上漲，這個價格上漲，就是“經濟計算”的結果，說明豬肉供不應求，這一信號會釋放給所有有意愿養豬的人，刺激這些人去養豬，然后增加供給。但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計劃經濟”模式下，豬肉少了，那每個人就少分點，至于豬肉需求到底是多少，大家愿意為這種需求付出什么成本，沒有人知道，因為沒有價格，從而也就無法知道下一年應該供給多少，只能猜（也可以叫計劃）。

在實際的經濟運行當中，市場遠比豬肉價格上漲這種問題要復雜得多，在無比復雜的市場，就是通過貨幣和價格這樣一個簡單的“經濟”計算方式，來有條不紊的維持市場運轉的。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如果貨幣本身不是市場化的，而是一種“計劃經濟”模式，那么市場所呈現出來的價格機制是否會失效？“經濟計算”是否會崩潰？答案是一定的。

2008年5月，奧地利學派的堅定擁護者希夫寫了一本書，書名是《美元大崩潰》，其中主要講的就是關于美聯儲這個控制美元的機構，如何讓美元逐漸失去信任，然后導致美國經濟最終崩潰的問題。

然而，就在希夫的《美元大崩潰》出版一年后，美元開始復蘇，美國資本市場也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牛市。

盡管十年后的今天，希夫依然堅持美元最終會崩潰的論調，但似乎市場上沒有人太關注這種論調，甚至可能會認為希夫已經被市場證明是一個失敗的預言家。

如果希夫的預言，要像米塞斯預言蘇聯的“計劃經濟”終將崩潰一樣，要等幾十年才能被驗證，到那時，市場會不會懷念希夫呢，我想不會，因為等到那個時候，大家會覺得，美元就應該崩潰啊，就像現在很多人也覺得“計劃經濟”本就應該貧困、崩潰一樣。

其實美元是否崩潰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推導出來的，早在米塞斯的“回歸定理”當中，就證明了貨幣不可能源于某種社會契約，也不可能突然出現政府的法令貨幣。米塞斯本身的邏輯在于，“法令貨幣”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經濟計算”最好的貨幣。

同樣是2008年，不僅希夫寫了《美元大崩潰》，另一個匿名為中本聰的神秘人物還發表了比特幣論文，比特幣從此進入了人類經濟活動的視野。

比特幣的誕生，證明了米塞斯的推導，貨幣的誕生，不需要某種契約，也不一定是法令貨幣。比特幣僅僅是一種市場對貨幣這一計價工具新的需求所帶來的市場產物，同樣的，這種需求，也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可能出現。

十年后，也就是從2018年開始，數字貨幣技術所帶來的沖擊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問題，中國已經在所有領域做好了發行國家數字貨幣的準備；日本央行提出了央行的數字貨幣（CBDC）將如何在該國當前的金融系統中發揮作用；在Facebook計劃發行的數字貨幣libra的刺激下，美國金融協會和國會議員建議美聯儲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同時也刺激了歐洲央行，歐洲央行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也建議發行央行數字貨幣。

請注意，很多人可能又會問，如果央行發行數字貨幣，依然是一種被嚴格調控的主權貨幣。其實問題的關鍵點不在這里，數字貨幣存在的基礎是它的自我運行能力。

拿中國央行來說，中國官方數字貨幣所有的理論和技術都已經做完，但為什么還沒有發行數字貨幣呢，原因很簡單，一旦發行，新的數字貨幣將突破所有銀行賬戶體系，也就是說，至少外匯管制這一個層面就已經被突破了，因為你的所有支付和交易，是基于數字貨幣錢包，而不是銀行這個中介機構（銀行只是提供一個錢包托管）。

也就是說，各國央行一旦開始發行數字貨幣，就意味著貨幣領域，從嚴格的“管控”，走向了市場競爭，這就是為什么全球各國央行對發行數字貨幣如此謹慎的原因，他們的第一大顧慮在于，數字貨幣一旦發行，將會使得現有的貨幣調控政策失效。

那么現有的貨幣調控政策包括哪些呢？其實跟“計劃經濟”類似，一個是價格的控制（利率），一個是量的控制（準備金、逆回購、QE、資產購買等等）。

這種控制從當前，或者說未來幾十年的時間上看，可能都還是“正確”的，因為有太多的教科書和理論依據，以及法律體系作為后盾，但問題是，幾十年后呢？

希夫在《美元大崩潰》里面預測，世界經濟的藍圖最終將清晰地呈現出來，即：全球購買力最終轉移到生產性國家。

這句話希夫本身的意思是說，美國經濟存在空心化，過度依賴金融信貸市場，所以最后美國經濟會崩潰，然后財富最終會轉移到生產性的國家。

我從另一個層面來理解這句話，其意思應該是，無論誰在管控和發行貨幣，貨幣的流向最終依然會是朝著創造財富的一方流動。

那么問題來了，主權貨幣的意義在哪里？

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我們可以把蘋果、微軟這樣的公司，比作一個國家（可能比一些國家的財富還要多），也就是說，無論貨幣是誰發行的，微軟和蘋果總是能依靠自己的競爭力賺來更多貨幣，至于這個貨幣是什么形式，本身不會給微軟和蘋果帶來影響。如果回歸到國家層面，無論市場上流通的是什么貨幣，這些貨幣終究會向競爭力強的國家流動。

就如同最近十多年的中國，無論國際貨幣是美元、歐元，還是黃金、比特幣，中國照樣也是這些貨幣的重要流入地。按照現有的數據，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元凈流入國（貿易順差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的黃金進口國、全世界最大的比特幣“流入”（產出）國。

所以結論是什么呢？

如果主權國家繼續控制貨幣，從短期看會帶來很多好處，但這種好處同樣要付出代價，而且這個代價會越來越大。美國已經在維持美元霸權地位上，付出沉重的代價，美元稀缺導致的全球性產能過剩，需要美國用更大規模的信貸來消化這種產能，美國還需要用強大的軍事實力來維持世界秩序，保證美元經濟的正常運轉，另外還要承受因控制美元價格和供給量而出現的各種技術和道德風險。這種成本總有一天美國會扛不住的。

貨幣的“計劃經濟”思維，所導致的就是貨幣永遠是稀缺的（通脹的根源也是因為政府覺得貨幣不夠用從而多發貨幣造成的），當年東歐人有句笑話，是說，“如果在撒哈拉大沙漠搞計劃經濟，那里的人們很快就會發現沙子都是短缺的。”

我的結論是開放性的，法定貨幣和數字貨幣本身都處在劇烈的互相刺激之中，但未來只有一個，未來只會朝著符合市場規律的方向演進。而在現有的歷史背景下，討論數字貨幣的未來，只會迎來膚淺的反駁，而我又不愿意回應，所以我們只能用足夠的時間，來等待貨幣市場的自我選擇，也就是那個美元的“蘇聯解體”時刻。
來源： 肖磊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