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技術及其催生的加密貨幣、代幣和其他數字資產或許正在推動我們朝著可編程貨幣模型發展。該模型不僅融合了自動化的公共資源內部治理，還促進了社區間的協作。正是這些代幣所具備的數字稀缺性促使我們從前數字經濟時代步入了數字經濟時代。也正因如此，貨幣本身才更有可能成為一種實現協作的工具。

新型去中心化應用的開發者們正在將一切資源都代幣化。這些資源不僅包括電力和帶寬，還有線上內容的受眾注意力和驗證者的誠信品質等人文素質。雖然媒體的焦點都在于這些代幣發行方獲得的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融資，但是這種顛覆式的經濟設計有望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一旦社區將稀缺代幣與獲取這些資源的權利掛鉤，就可以通過控制這類貨幣的使用來管理公共財產。作為一種動態貨幣，代幣不只是一種交換單位，更是一種直接用來實現社區目標的工具。

從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去中心化軟件應用的開發者通過 ICO 募集了超過 16 億美元的資金。ICO 是于 2014 年初首次推出的一種新型工具。到了 2017 年 7 月底，這些發行方所發行的代幣在二級市場上的交易將整個加密貨幣、加密商品和加密代幣市場的價值從 2016 年初的 70 億美元拉高至 956 億美元。

許多開發者和加密貨幣愛好者因此暴富，并開創了一個新的眾籌模型。有人認為這個模型會對硅谷的風險投資者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有人對此持有懷疑態度，將其比作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即，18 世紀的一家英國公司由于炒作和投機而出現股價飆升的情況，最后因為收益率達不到預期而暴跌。人們對于代幣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分歧。一派認為它改變了融資活動和經濟策略的規則；另一派則擔心會出現 ICO 騙局盛行、監管力度加大的情況。這兩個觀點都值得深思。

如果支持方的觀點是對的，那就意味著我們正處于一個緊要關頭：一個新型經濟體系正在挑戰 20 世紀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些可流通代幣模糊了“產品”、“貨幣”和“股權”之間的界限。從理論上來說，內置這些代幣的軟件能夠調節用戶的行為方式，例如，計算機所有者可以在去中心化網絡上出售多余的存儲空間，社交媒體用戶可以通過提供內容和關注來賺取收益。這些代幣將個人利益、市場價格信號與保護公共利益的治理系統結合在一起。

不過，要想讓代幣發揮作用，我們需要對審計流程和商業監管進行全面改革，以確保代幣發行方守信。如果能實現這些目標，新興的代幣經濟將會為我們的社會提供一種全新的貨幣和價值交換范式。

如何解決公地悲劇問題？

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寫過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公地悲劇》，講述了 19 世紀的農民在一片公共用地上放牛所引發的問題。他認為如果有多個社區共享某個不受管理的資源，這個資源最終會被耗盡，因為任何一個社區都會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公共利益。哈丁意識到，缺乏信任會引發協作方面的問題。善意的參與者會因為擔心吃虧而過度使用公共資源。

自從這篇論文于 1968 年公開發表之后，“公地”一詞指代的不僅是土地、水和糧食供給等自然資源，還有公共基礎設施等人造資源，甚至還包括言論自由等無形概念。如今，這一概念經常被應用到政策制定方面，以確保公眾能免費獲得這些資源。

這些年來，哈丁的這篇論文一直被用來證明外部治理——即，國家——在管理和保護公益性質的稀缺資源方面的重要性。然而，一些經濟學家最近已經證明，哈丁對于人性的看法過于憤世嫉俗，并非總是正確的。特別是已故的埃琳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她曾經研究過緬因州的漁民是如何自發制定行為規范來保護當地的龍蝦漁業的。該研究還獲得了 2019 年的諾貝爾獎。她認為，經大量事實證明，社區是能夠通過有效的內部治理來管理資源的。然而，盡管全世界有很多這種實現互利共贏的例子，但它們的成功更多源于藝術而非科學。內部治理通常有賴于社區內共同的文化習俗和緊密的人際關系。

形成一個通用的內部治理模型是一項極具挑戰之事，尤其是在許多微觀經濟環境下，很難判定并有效管理公共資源濫用行為。而今，隨著區塊鏈技術及其催生的加密貨幣、加密代幣等數字資產出現，我們正朝著可編程貨幣模型發展。該模型可以提供一個更加自動化的公共資源內部治理系統。

一旦社區將可編程軟件整合到社區內共享的交換媒介中，就可以將使用規則直接嵌入到貨幣單位之中。只有特定的交易可以使用這種貨幣單位。我們可以通過編程的方法決定這種貨幣單位的價值，讓幣價隨著公共資源狀態的改善而上升。因此，代幣就是通過編程的方式被賦予了功能的貨幣，可以按照社區所期望的那樣明確個人對公共財產的權益和義務。

根據奧斯特羅姆和施拉格爾（Schlager）分類標準，這些權利包括訪問權、提款權、管理權、排他權和讓渡權。如果一種代幣融合了上述法律概念，就會成為一種元資產，一種價值物，同時也會是一種治理工具。它就會成為一種具有動態用途的貨幣，不僅是一種穩定且可交換的價值單位，更是實現社區目標的直接手段。代幣經濟有很大的希望能解決公地悲劇問題。

比特幣給我們帶來了什么

無論是ICO 熱潮中投資者對元資產的投資熱情，還是元資產在解決公地悲劇問題方面的潛力，都可以追溯到史上第一個加密代幣——比特幣身上。這個發明不僅釋放了成千上萬名開發者的想象力，讓他們轉而為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經濟系統設計應用，還開創了以軟件驅動的稀缺公共資源內部管理的先例。通過區塊鏈這一構想（由某個貨幣用戶社區共享的分布式公共賬本，被用來記錄事實），比特幣的匿名創造者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創造出了一個公共物品、一個需要保護的公地。

盡管有可能存在個人驗證者（比特幣礦工）為牟私利而作惡，輸出錯誤的信息來雙花其賬戶余額的數字造假情況，但是必須確保賬本的準確性。比特幣并不依賴于中心化的權威機構來確保所有參與者都是誠實的，也沒有采用外部治理。在此之前，凡是想要創建一個不受中心化權威機構管轄的去中心化貨幣的嘗試都失敗了。沒有了中心化的權威機構，一個不需要對用戶進行身份識別的免許可型賬本總難免被濫用。就像公地上的牧牛人一樣，參與者總是不相信其它人會誠實守信。

中本聰打破了這個瓶頸。他將一組特殊的軟件驅動規則嵌入到比特幣協議中，激勵網絡中的匿名參與者為了公共利益維護賬本的準確性，同時又能為自己謀取私利。其關鍵在于，他利用了一種特殊的工作量證明算法，要求礦工先執行耗電量大的計算任務，才有權獲得區塊獎勵。正是這種“利益綁定”機制極大地提高了控制全網的成本，有效防范了礦工作惡的問題。在這種機制的激勵下，每個礦工都會與其他礦工達成共識，共同維護一個可行的賬本。由此，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達到了高度統一。通過工作量證明機制，中本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解決了公地悲劇問題。

除了利用工作量證明共識系統來激勵最自私的參與者保持誠信之外，比特幣的另一個巧妙之處在于，它圍繞如何利用加密代幣來幫助社區管理公共資源（即，數字資產）這一問題提出了新的想法。由于工作量證明確保了比特幣賬本的準確性并有效抵御了雙花攻擊，每個單位的比特幣都可被視作獨一無二的。這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種無法被復制的數字價值形式——不同于比特幣誕生之前就存在了的 Word 文檔、 MP3 歌曲、視頻等傳播價值的軟件工具。中本聰一舉創造出了數字稀缺性的概念，并將數字資產變為現實。

比特幣和其它數字化交換媒介代幣所具備的數字稀缺性讓我們能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管理日趨數字化的經濟及其內部的微觀經濟。有了稀缺的數字代幣，共享價值創造的社區可以將共享價值嵌入到軟件的治理中，并將這些元資產用作價值工具。一旦社區將稀缺型數字代幣與獲取稀缺資源的權利掛鉤，就可以通過控制這類代幣的使用來管理公共財產。

這里有一個假設性的例子：某個地方政府想要減少當地的污染、交通擁堵和碳足跡。它可能會以可流通數字代幣的形式獎勵那些投資當地太陽能發電的家庭。該代幣可用于電力公共交通系統，但是不能用于收費公路和停車場。該代幣可以轉讓，其價值與當地碳足跡情況掛鉤，從而激勵當地居民使用它們。

這是一個以代幣為主導直接促進環保的策略。對于經濟學家來說，也可以通過這種方法來為污染等外部因素定價。不過，這一概念并不僅限于管理自然環境中的資源。我們還可以將原本閑置不用的硬盤空間拿來共享，通過代幣在去中心化網絡中交易多余的計算機存儲空間。亦或者，我們可以利用“聲譽代幣”來獎勵那些對預測市場結果做出可證誠實的判斷的人，提升并保護“誠實判斷”這一公益品的價值。

將代幣作為一種有效激勵

將數字貨幣與政策和激勵措施相結合將會產生深遠影響。這一概念與循環經濟的目標相吻合。在循環經濟中，一條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都會最大程度地減少浪費，不斷地將零件和材料回收利用。新型社交媒體平臺的設計者可以通過代幣來對機器人和其他偽造新聞的自動化工具征收計算稅，讓作惡者承擔風險，以此鼓勵親社會行為并提高信息的準確度。

從電力到帶寬，一切都可以代幣化。所有這些都有可能將市場效率降低到微交易水平，讓物聯網經濟能夠悄無聲息地自動管理著我們的經濟活動，其精確度和高效性也會是非編程貨幣所無法企及的。

以前，互聯網的開放網絡基礎設施是由基礎層開放式協議支撐的，而這一重要協議的開發是非營利性的。傳輸控制和互聯網協議（TCP/IP）等網絡軟件是由大學和非營利性組織開發的。其中，互聯網協議管理著互聯網的核心分組交換功能，即，用于網站的超文本傳輸協議（HTTP）和用于電子郵件的簡單郵件傳輸協議（SMPT）。營利性的私營商業實體是不會直接受到激勵來參與開發這些協議的。他們確實與非營利實驗室進行了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可以通過這項底層技術以及開發該技術的工程師人才獲得開發優勢。

營利性公司主要還是將資源投入到運行在開放式協議之上的商業化專有應用程序中。非營利實體面臨的問題在于，面對營利性實體的雄厚財力，很難與之競爭人才。最后，開放式協議的開發間接受到了幾家大型公司的影響，因為是它們一直在背后資助那些參與開發的大學。

正如來自聯合廣場風投（Union Square Ventures）的阿爾伯特·溫格（Albert Wenger）和弗雷德·威爾遜（Fred Wilson）所言，我們或許正在步入一個“開放式協議的黃金時代”，那些最常用的開放式協議的開發者將會獲取價值。舉一個最恰當的例子：基于以太坊的 ERC-20 代幣標準在 ICO 期間得到普及，由此推動以太幣（以太坊協議的原生代幣）價格暴漲。

這些免許可型開放式協議成為了另一類公益品，即，公地。只要是持有其原生代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拓展思路。這就是 TCP 和 IP 的情況，它們的維護必需由一群致力于公眾利益的國際組織管理。通過將資金直接交到開放式協議開發者手中，代幣經濟能夠直接激勵這一重要基礎設施的開發工作。換言之，代幣幫助兩類人解決了公地悲劇問題。一類是那些使用去中心化應用（Dapp）來改變經濟結果的人，另一類是為這些去中心化應用開發基礎設施的人。

不過，這里依然有一點需要注意。根據線上社區搭建平臺 BraveNew 的 CEO 盧西恩·塔諾斯基（Lucian Tarnowski）所言，最大的風險是開發者會變得過于強大，讓所有社區都像“算法的奴隸”一樣依賴于他們的軟件。他擔心工程師會傾向于構建以數學為基礎的大型區塊鏈協議，無法適應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場景。塔諾斯基表示：“僵化非常危險，因為它會導致主從式依賴性。”

有一群代幣開發者正專注于解決這一問題。經濟空間機構（Economic Space Agency，ECSA）是由一群技術專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和其它社會理論家組成的創業公司。該公司正在構建的防欺詐系統無需依靠比特幣或以太坊等主流區塊鏈的驗證方式，而是采用基于對象功能最低權限原則的點對點形式（least-authority principles of object capabilities）來保障計算機安全。

從理論上來說，這樣可以讓任意大小的社群基于本地化的智能合約發行自己的專屬代幣。所謂本地化的智能合約，就是可以捕獲社區的利益，而不受開發者制定的全球協議規則的約束。ECSA 的創始人兼 CEO 阿肯利·維爾塔寧（Akseli Virtanen）希望這個系統非常簡單，可以推廣“ ICO 的傳統”，讓所有人和實體都能以代幣化這種新形式不斷地向其他人提供服務。

無論是 ECSA 的復雜對象功能技術、 瑞波公司（Ripple Labs）的 Interledger 項目的跨賬本互操作性、 跨鏈項目 Cosmos 的“Internet of Blockchains（區塊鏈互聯網）”，還是波卡（Polkadot）的“Parachain（平行鏈）”，這些新興解決方案都擺脫了“極多主義”思想，不再將所有經濟活動都放到主鏈上。這樣一來，我們就將步入多代幣時代，每種代幣背后的去中心化應用都將是獨一無二的，其分布式信任治理系統也將千差萬別，任由用戶挑選。

若要給這些代幣制定合理的市場價格，還是需要一種中心化的貨幣作為參考。或許有一天，這些代幣彼此之間會相互參考價格，這取決于它們的交易效率。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數字化的物物交換，即，不同的資產會直接進行交易，人們不再需要儲備美元或比特幣之類的通用貨幣。到那時，人們甚至可以擺脫中心化貨幣系統數百年來所歷經的經濟動蕩和周期性危機。

當然了，以法幣為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距離去中心化結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盡管如此，現階段的快速變化表明，貨幣系統正在經歷巨變，我們已經步入了 200 年來的轉折點。這些代幣和元資產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發者和潛在用戶，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驅動力。如果監管機構開始集體打壓的話，可能會令這些代幣受挫。但是，代幣已經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想象力，他們正在為這個領域注入新的想法。我們無法預測這種無序的迭代創新過程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未來，但是我們都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將迎來一場極具顛覆性的重大變革。

邁克爾·凱西（Michael Casey）是 CoinDesk 的首席內容官。以下節選自亞力克斯·塔普斯科特（Alex Tapscott）的新書《金融服務革命》中的《代幣經濟》一文。

責任編輯：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