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來，一場針對比特幣礦場的監管活動正在多地陸續推開，這顯示了目前中國監管層正在以一種更加“內緊外松”的策略對待虛擬貨幣中的監管難題。

目前中國多個省份，特別是比特幣礦場集中的四川地區已經在清查中，清查工作由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領導工作小組牽頭。一位四川地區的比特幣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該地的一些礦場已經進入停機的狀態，正在等待政府的下一步監管政策。

這一政策在各地的推動步調有所區別。山東、江蘇省內兩城市地方金融辦相關人士對經濟觀察網表示，目前，兩地均未接到相關的通知。其中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表示，此次清理主要是針對中、西部一些礦場集中的區域。

一位知情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對于比特幣礦池的監管，早在2017年9月ICO政策落地時就已經進入了監管層的視野中。該人士同時表示，目前監管層對于比特幣采取了“內緊外松”的監管策略，對于礦場的監管只是整個監管鏈條中的一環。

經濟觀察報也從三個獨立信源處了解到，目前包括湖南、黑龍江、河北、廣東等多個省均出現了對涉及虛擬貨幣投資、虛擬貨幣礦機投資銀行賬戶的凍結，其中兩地已知的凍結總金額超過6億元。

目前，全球70%的比特幣礦池算力集中在中國，對于比特幣礦場監管政策的趨嚴，預計將會對比特幣挖礦市場帶來巨大的沖擊。1月12日，全球第四大比特幣礦池ViaBTC發布公告，其中表示“由于政策原因，國內礦場資源十分緊張，部分與ViaBTC有長期合作關系的比特幣礦場甚至面臨關閉的危機，礦池的云合約維護成本也突然驟增。因此將一款礦機的管理費由6%臨時調整至50%。

一位比特幣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政策的落地還在延續之中，預計未來影響將會逐步放大，因此，一些大型礦場已經開始在海外布局。但是中小型礦場，“出海”的成本恐難以負擔。“無論是資金層面，或者資源層面，‘出海’對于我們而言，并非一個可選擇的道路”，該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礦場迎來監管潮

2018年年初，一份由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互金整治辦”）牽頭的文件陸續下發至各地的金融辦。在這份文件中提及要積極引導轄內企業退出“挖礦”業務，并要求各地統計從事“挖礦”企業有關情況，其中包括企業基本情況、營收情況、享受優惠情況等，自此始，一些省份對于比特幣礦場的監管開始日益趨嚴。

比特幣“挖礦”實際上是對比特幣交易“打包”的過程，一定量的比特幣交易需要進行打包，成為一個區塊，在被確認后，與此前的區塊進行鏈接，形成所謂的“區塊鏈”。在這個過程中，負責打包的“礦主”可以獲得系統產生的比特幣獎勵，這也是比特幣“發行”的過程。

由于有獎勵的存在，會形成對于“打包權”的競爭。競爭采用了工作量證明機制，其中決定性因素是計算能力。在比特幣挖礦設備趨于標準化的情況下，增加算力投入的主要渠道是投放更多的“挖礦”機器，因此動輒上千臺的大型礦場不斷出現。這些礦場需要大量電力，因此多部署在中國四川、內蒙、云南等電力豐富的區域。

一位比特幣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自2017年比特幣價格開始攀升以來，礦場成為了一項高利潤行業，一臺礦機一天可以產生200元以上的凈利潤，因此比特幣礦場的數量開始不斷增加。

在監管政策逐漸推進的過程中，某些礦主已經感覺到了“恐慌”。一位四川地區的比特幣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近期已經由政府部門來了解情況，為了應對檢查，一些礦主已經關停了自己的礦場。

電力“原罪”

由于比特幣“挖礦”的難度會隨著整體網絡算力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這種正相關關系會導致各家礦場持續投入巨大的算力。

算力的投入意味著電力耗費的不斷增加，實際上，電力成本也已經成為比特幣礦場的主要成本。根據行業網站Digiconomist的數據顯示，挖礦產業已經占全球電力消耗總量的0.17%。

巨大的耗電量成為了監管關注的原因之一，在下發各地金融辦的文件中，即提及目前存在的一些生產“虛擬貨幣”的所謂挖礦企業，在消耗大量資源的同時，也助長了“虛擬貨幣”投機炒作之風。

上述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由于挖礦需要耗費大量電力，因此獲得更廉價的電力成為了比特幣礦場運營的核心所在。鑒于此，一些礦場布局在了電力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甚至有礦場依托建立在水電站或者火電站的附近。

“有些礦場在入駐的時候獲得了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條件，相當于招商引資的項目。他們往往會以大數據中心的名義進行建設，然后享受一些電力方面的優惠政策”，該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根據經濟觀察報此前采訪的信息，有一些礦場為了節省成本，用了一些非正常渠道的“廉價電”——電力產生后，會統一輸送入國家電網，再由國家電網進行分配，但這些礦場會繞開國家電網，直接與一些水電站、火電站進行協議，以極低的價格使用電力。

“比如一些礦場有1萬臺礦機，其中5000臺用正規的國家電網價，工業用電是1元左右；另外5000臺就用一些協議電，價格可能只有3毛左右，整個成本就會降低。”此前，一位礦主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這些協議讓一部分電廠選擇優先供應比特幣礦場，從而導致入冬后一些居民用電不足的問題暴露。

“內緊外松”的監管鏈

進入2018年，多個針對比特幣市場的監管消息不斷傳出，其真實性也各有不同，這些傳言涉及比特幣場外交易、比特幣礦場等各個領域。

一位知情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目前監管層對于比特幣監管采用了一種“內緊外松”的策略，盡管在2017年9月監管政策落地后，在新一輪的幣價上漲潮中，監管層始終沒有動作，但是對于這一市場，監管層一直保持著關注和警惕。

在對比特幣礦場監管的同時，經濟觀察報也從多處信源獲悉，2018年年初以來，黑龍江、湖南、河北、廣東等多個省份均出現了比特幣場外交易、比特幣礦機交易相關聯銀行賬戶被凍結的情況。一位剛剛進入比特幣投資領域的人士在第一天購買了比特幣后，第二天賬戶即被凍結。

2017年12月初，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會曾經發布了一份比特幣場外交易監控報告，這份報告中提及自10月來，比特幣場外交易平臺加速上線，其中一些平臺“通過打通C2C場外交易與幣幣場內交易資金賬戶之間的虛擬劃轉通道，部分該類平臺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人民幣與比特幣的變相場內交易。”而按照2017年9月，由央行等部門頒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中曾經明確表示“任何所謂的代幣融資交易平臺不得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業務”。

上述知情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此次對于比特幣礦場的監管也是對于比特幣監管中的一環。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震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目前對虛擬貨幣采取的監管手段較多的運用了“堵”的方式，但是鑒于虛擬貨幣本身的特性，“堵”的方式在長期恐難有較好的效果，因此黃震認為，下一步應該采用“疏導”的方式，比如建立中國自己的數字貨幣體系。

2017年7月，央行掛牌成立了“數字貨幣研究所”，用以從事數字貨幣的技術和應用可能。該所所長姚前曾經在多個場合提及數字貨幣理念，他將數字貨幣分為“（類）私人數字貨幣”和“法定數字貨幣”，并提及“貨幣的數字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動態的、不斷演進的東西。有些屬性有可能我們看得很清楚，還有一些屬性很可能現在還沒有完全看清楚，還需要完全展開，這就是我的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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