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第二貿易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從中美貿易摩擦的進程上來看，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進入到第三階段，表現出全面性、綜合性和長期性的特點。我們對此應高度重視，深入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內在成因，找準雙方可能存在的最大公約數，策略性的對抗和戰略性的妥協并舉，構建更加有質量的中美貿易摩擦解決機制，形成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的新格局。

　　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形勢的不斷深入，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政策也在不斷發展，納入了更多的非貿易因子，實施了更多的非貿易手段，在政策體系上開始脫離單純的貿易政策框架，逐步形成了以貿易政策手段為主體，以知識產權、貨幣金融、財政稅收為輔助的政策體系。

　　福建晉華步中興后塵被美制裁

　　美國商務部宣布以違反國家安全理由，對福建晉華集成電路（Fujian Jinhua Integrated Circuit Co.）實施緊急禁售令。

　　商務部指出，晉華即將完成大幅增產計劃，其動態隨機存取存儲芯片（DRAM）產量顯著上升，此舉長遠威脅到美國DRAM芯片對軍方的供應穩定性。

　　晉華是福建電子信息集團、泉州與晉江市政府在2016年共同出資成立的芯片制造商。該公司首期投資額為370億人民幣，已經在9月正式投產。去年12月，美國最大DRAM生產商美光在加州起訴晉華，指控對方偷取其商業機密。

　　這是繼中興通訊后，美國商務部再度對中資企業實施禁售令安排。

　　10月30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美將福建晉華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發表談話。新聞發言人指出，我們注意到，美國商務部將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列入美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中方反對美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反對美實施單邊制裁、干涉企業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與合作。中方敦促美方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錯誤做法，便利和促進雙方企業開展正常的貿易與合作，維護雙方企業的合法權益。

　　被禁的理由是，美國政府擔心，福建晉華即將完成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集成電路的大規模生產能力。而美國公司也生產這些芯片，并供應給美國軍方。一旦福建晉華的產能上來，這家中國公司可能向市場大量供應廉價芯片，美國芯片制造商會有破產的可能，軍方將失去一個來自美國的產品供應商。

　　如今，擁有12寸晶圓生產線的晉華，晶圓生產線需要大量的生產設備，全球排名前十的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有四家來自美國，包括應用材料，泛林，科磊和泰瑞達。隨著禁售令的開啟，這些公司或將不能提供設備給晉華。如果不從美國購買設備，組建晶圓廠是不可能的。

　　福建晉華集成能成功嗎

　　福建晉華、長江存儲、合肥長鑫這三家被視為中國存儲產業突破的希望。

　　福建泉州提出“用一塊芯片造就千億產業”的目標，把發展集成電路產業作為培育經濟新增長支撐，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第一件事就是在晉江啟動建設集成電路產業園，占地1.7萬多畝，建設科學園、工業園、設計園和綜合保稅區的“三園一區”，為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提供平臺支撐。

　　官方資料顯示，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簡稱晉華集成電路，JHICC）是由福建省電子信息集團、晉江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資設立的先進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公司與臺灣聯華電子開展技術合作，投資56.5億美元，在福建省晉江市建設12吋內存晶圓廠生產線，開發先進存儲器技術和制程工藝，并開展相關產品的制造和銷售。

　　此前，UMC與中國福建省合作成立了晉華集成電路公司，福建晉華將從UMC獲得32納米、28納米DRAM技術并計劃年內進入量產。

　　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的生產線設備安裝將于今年7月底完成，為三季度的大規模量產鋪平了道路。消息人士表示，生產線的建設早于原計劃完成，一期工程將在三季度投入生產。

　　資料顯示，晉華公司旨在成為具有先進工藝與自主知識產權體系的集成電路內存（DRAM）制造企業，到2018年年底投產后，將形成月處理6萬片12英寸晶圓的產能，這將填補中國在內存芯片領域的空白。

　　今年6月底，由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及福建、泉州、晉江三級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的福建省安芯產業投資基金正式落地泉州晉江，目標規模500億元，這是國家大基金第一次和地級城市合作。基金將重點投向集成電路產業的生產研發以及產業鏈上下游項目整合，通過推動境內外集成電路項目并購、技術研發和新建、擴建生產線，重點支持晉江發展集成電路產業和半導體等高尖端技術產業。同時，巨大的投資導向效應將帶動晉江實力雄厚的民間資本，為實現集成電路全產業鏈布局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

　　其次，晉華存儲器集成電路公司攜手知名半導體工業巨頭在全球啟動關鍵技術頂尖團隊招募計劃。泉州、晉江兩級政府積極搭建前沿技術研發平臺，依托福州大學建設微電子研究院啟動招生；與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等商洽聯合辦院計劃；與工信部知識產權中心、中國集成電路知識產權聯盟合作設立知識產權服務平臺，以便為泉州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

　　此外，泉州最新推出《泉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培育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了一系列投融資、科研獎勵和人才引進優待政策。同時，晉華項目還將通過技術合作開發的方式，吸引招募國際存儲器（DRAM）研發及營運管理人才，引入高端技術人才團隊和獨立開發技術，并通過自主研發，打造國內首家具有自主技術及世界級制造工藝的存儲器（DARM）企業，逐步實現核心技術的國產化。

　　目前全球DRAM芯片的主要供應商包括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三者的份額超過90%，其中美光占23%。中國是全球最大的DRAM芯片進口國，DRAM芯片價格在2017年上漲了40%。

　　福建晉華的一期芯片工程總投資人民幣370億元，已在今年9月正式投產。按照此前規劃，投產后月產能將達到6萬片12英寸晶圓。理論上國產芯片能夠在扶持下快速發展并占領一部分市場。

　　晉華的技術部分來自聯華電子。但目前晉華的進展并不順利，“在聯華電子的試產都達不到良率要求，更不用說移植到福建后是什么狀態了。業界樂觀估計要19年底可以試產，現在看起來遙遙無期了。”

　　公允地說，中國存儲芯片還需要相當長的成長，才真正會威脅到現有的巨頭。存儲芯片行業一向都是半導體行業里面商業競爭最厲害的，各種技術競賽、專利爭斗、市場策略，一股腦都得用上。但企業終究擰不過大腿，每一次半導體行業興起的背后都有政策的影子。正如這一次國內存儲芯片廠商的崛起。

　　福建晉華禁令的影響？

　　首先是技術提供方臺聯電，從一開始幫助起訴美光，臺聯電應該就做好了相應的政策風險。畢竟對于一個現在家底沒多少的昔日巨頭，“搏一把”的吸引力明顯更大。

　　其次是福建晉華所必須各類半導體芯片必須的生產設備，目前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出口方是韓國，其次是臺灣。而最核心的***等產品則出產自歐洲。極少數美國較先進的領域大概率也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替代方案。

　　并且在整體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新崛起的半導體廠商實際上還在持續地大手筆采購設備和收到設備。以國內主攻NAND芯片的長江存儲為例，今年5月19日就收到了首臺ASML 193nm浸潤式***，價值7200萬美元。

　　最后是市場，真沒啥好說的，中國這個市場就足夠大了。

　　相比之下美光的處境則要復雜不少，今年7月的法院禁令仍在持續發酵。在整體大背景下又不太可能直接通過申訴來取消銷售限制，最終很可能被迫像中興一樣跟福建晉華、臺聯電一起坐下來談判協商。最后以相互專利授權之類的環節平息一切。

　　延伸閱讀：中美貿易戰最新消息 美國新的關稅清單正在準備中

　　美國準備在12月初前宣布對剩余所有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加征關稅。

　　據路透社10月29日報道，一名了解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有關新一輪關稅可能很快就會有動作，朝那個方向，“車輪正在轉動”。

　　彭博社稱，白宮還沒有作出決定，但制定新的美國關稅清單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

　　由于彭博社的報道，10月29日下午股市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盤時下跌1%，納斯達克指數下跌1.6%。

　　當被問及有關新關稅的問題時，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表示：“我不會先于總統對會面作出回應，我希望會面進展順利。”

　　另一位白宮發言人說，有關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目前沒有什么新東西”。

　　針對彭博社的報道，2018年10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美雙方確實就兩國元首在二十國集團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期間會晤相關事宜保持著溝通。

　　不過他再次強調，關于美方表示將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問題，如果美方有誠意通過談判解決中美經貿問題，就應當本著嚴肅、平等、誠信的精神與中方好好談，而不是動輒發出這樣或那樣的聲音，任何脅迫對中方都是無效的。中美經貿關系本質是互利共贏的，多年來為雙方企業界和消費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有關方面不愿本著平等互利的精神保持或擴大這樣的合作，中方也有充分的信心堅持走好自己的發展道路，有充分的信心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

　　香港亞洲時報網站10月30日刊文稱，特朗普總統用于談判的“交易藝術”是以最大限度提高敵對調門開始，但謀求以達成協議結束。中美磋商將如何展開還遠不清楚，但從中美官員最近給出的暗示來看，雙方正在進行談判，而不是在進行全面對抗。

　　此外據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29日報道，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袁鵬說，40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與同外界的雙邊關系發展中基本沒有發生沖突有著密切關系。

　　袁鵬表示：“穩定的中美關系有利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深化改革開放將有助于穩定雙邊關系。”

　　他說，中國領導人作出了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承諾，華盛頓應該考慮一下如何回應，他認為這可能是兩個大國緩和不愉快關系的機會。

　　弗吉尼亞大學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說，北京推動開放和改革的新舉動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對中美關系也至關重要。

　　何漢理說：“值得一提的是，與40年前的情況相比，此次的新一輪改革開放面臨的挑戰既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

　　他說，中國在過去40年里的成功與其說是經濟奇跡，不如說是政治奇跡，這反映出中國領導人擺脫昔日教條、采取務實有效的經濟政策的杰出能力。

　　另據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30日報道，26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研討會上，日本財務省國際局局長武內良樹表示，中國應繼續推動市場自由化并謹慎控制風險。

　　30多年前曾參與過日美貿易談判的武內良樹說：“上世紀80年代，我們與美國的關系面臨困難，就像現在中國所面臨的困難一樣。”

　　日本尋求緩和美國不滿的方式是在美國設廠，并加強與美國地方政府的關系。武內良樹建議中國以美國的方式與美國對話，關鍵詞是“透明”和“公平的競技場”。

　　他說：“我們的貨幣、資本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是依次、逐漸進行的，我認為，這也是中國正在做的。”

　　深度重磅：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應對和未來沙盤推演

　　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羅志恒 華炎雪 賀晨

　　中美貿易戰再度升級，9月18日美方宣布自24日起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為10%，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此外，如果中國對我們的農民或其他行業采取報復行動，我們將立即實施第三階段，即對大約2670億美元的額外進口征收關稅。”隨后，中國商務部發表聲明，“中方將不得不同步進行反制”。

　　這是繼7月6日正式打響第一槍、8月23日美對華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征稅生效之后，雙方再度強力交手。

　　對于中美雙方如此快速、如此強硬、如此大規模開打貿易戰，一開始超出了國內外媒體和市場的預期，甚至出現了集體性誤判。直到最近，市場開始正視并接受現實，持久戰、放棄幻想之類的理性觀點開始逐步被認可，呼喚加快改革應對的積極聲音漸起。

　　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初，我們就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的判斷：

　　“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

　　“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筆者自2010年以來便開始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自美國大選開始，我們便系統研究并持續跟蹤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背后的經濟社會基礎、特朗普新政主張及進展等，推出了23期“中美貿易戰”系列研究報告。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清醒認識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沉著應對。

　　一、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

　　1）2017年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中國開展301調查。2018年3月，USTR發布了調查結果，即《基于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對中國關于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和創新的相關法律、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果》（下稱《301報告》），特朗普據此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

　　美方301報告分六章對中國展開五項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術轉讓制度、歧視性許可限制、政府指使企業境外投資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未經授權侵入美國商業計算機網絡及其他可能與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領域相關的內容，為發起貿易戰提供依據。A、不公平的技術轉讓制度，一是認為中國政府利用所有權限制，如合資企業、外國股權比例限制等方式強制美國公司向中國公司轉讓技術；二是認為中國政府利用行政許可、審批程序強迫美國公司以技術轉讓作為獲取市場準入的條件。B、歧視性的許可注冊限制，美方指責中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與《合同法》中關于技術改進的所有權和賠償責任歸屬的規定偏袒國內企業，對外資企業設置歧視性限制。C、對外投資，認為中國政府通過國家戰略、產業政策、資金支持等多種手段，引導中資企業海外并購，并通過高科技領域的并購不正當地獲取美國企業先進技術。D、指責中國未經授權侵入美國計算機系統，盜取商業秘密。E、其他可能和301調查相關的中國法律、政策和實踐，但美國承認不確定這些內容是否應納入301調查。

　　2）6月15日，白宮對中美貿易發表聲明，擬對1102種產品合計500億美元商品征收25%關稅。白宮的聲明提到了中國制造2025。第一組中國關稅涵蓋340億美元進口，于7月6日12時正式開征。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對160億美元的第二組關稅進行進一步評估。

　　3）6月15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其中對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545項約340億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征關稅，對化工品、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114項其余商品加征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布。

　　4）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如果中國采取報復性措施并拒絕改變貿易“不公平”做法，將額外征收10％的關稅。隨后特朗普宣稱進一步升級至5000億美元，這基本實現了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全覆蓋。根據美方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5056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金額3752億美元。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將限制中國投資美國關鍵科技。

　　5）美國于當地時間7月6日起對第一批清單上818個類別、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作為反擊，中國也于同日對同等規模的美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7月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

　　6）美國于8月8日宣布，對華進口500億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億美元加征關稅于8月23日實施。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將對美16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8月23日實施。

　　7）8月1日，美特朗普擬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8月3日，中方回應將對美600億美元商品加征5%、10%、20%和25%的關稅，實施日期視美國而定，中美貿易戰再次升級。

　　8）9月12日，美方主動提議與中國進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并稱目的是在美國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之前，給中國提供一個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機會。9月13日，商務部回應稱，中方對此持歡迎態度，貿易沖突升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9）9月18日，美國政府宣布將于9月24日起，對約20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加征關稅，稅率為10%，并將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還稱如果中國針對美國農民或其他行業采取報復措施，將對約267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中國商務部當日回應，為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和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中方將不得不同步進行反制。

　　10）近期美方四面開戰、合縱連橫：

　　美國從6月1日起，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

　　7月17日，歐盟、日本在東京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歐盟將取消99%從日本進口商品的關稅；日本將取消94%歐盟進口商品關稅，包括82%的農產品和水產品；今后數年內，將逐步取消99%歐盟進口商品關稅。

　　7月25日，美歐就貿易戰發表聯合聲明：雙方目標是開啟美國與歐盟之間關系的新階段——一種為實現雙方共贏的有力經貿合作，以更好地為全球安全與繁榮而共同努力、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密切關系。

　　7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必須同日本協商貿易協定。

　　全球貿易戰如果轉向美日歐結盟，WTO將名存實亡，世界將形成兩大市場，國際經貿新秩序面臨重建。但是，美歐聯盟最大的問題在于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如歐洲的農業、汽車短期內難以實現與美零關稅（尤其法國農業將受到較大沖擊）。隨后美歐聯合聲明就遭到了法國等的強烈發對。

　　11）中方以打促和、擴大改革開放：

　　中方一方面使用數量型和質量型根據回擊美方，促使其回到談判桌上，另一方面降低關稅、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金融去杠桿、供給側改革。

　　6月26日，下調亞太進口協定稅率，大豆零關稅。

　　6月29日，中國發布了新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基本完全放開制造業的投資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比限制，顯示中國全方位推進開放（4月提出擴大開放不適用于發動貿易戰的國家）。

　　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雙方致力于在雙邊貿易和投資領域確保公平互利合作，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7月31日政治局二季度形勢會布置下半年工作，強調“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堅決遏制房價上漲”。

　　二、當前市場上流行的三類觀點：認慫論、強硬論和無視論

　　面對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有一種悲觀的“認慫論”觀點開始流行起來，認為只要中國服軟認慫，中美貿易戰即宣告結束或重歸于好。當年日美貿易戰從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歷時三十年，戰場先后經歷紡織、鋼鐵、家電、汽車、電信、半導體，一直到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1989年簽訂《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日方節節退讓甚至無原則順從，但美方卻步步緊逼，直到日本應對失當、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日本金融戰敗，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經濟霸權，日美貿易戰才宣告結束。

　　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戰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日美貿易戰等的演化模式。

　　此次中美貿易戰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國崛起戰略的延續和升級而已。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體兩翼、兩翼張開（TPP、TTIP）的經濟戰略，以及“戰略東移”的軍事戰略。

　　第二種流行觀點是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強硬論”。對于中美貿易戰的討論，有種思潮是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認為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有實力在經濟、金融、資源、輿論、地緣政治等領域對美方全面開戰。這種觀點是缺乏理性的自我膨脹，中美貿易戰正是我們客觀理性反思的契機，反省我們在改革開放中還有哪些不足？

　　中美貿易摩擦確實也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的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

　　我們認為，無論是“認慫論”還是“強硬論”，都是被美方牽著走，中國應采取“無視論”的智慧和大局觀，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中美貿易戰，一方面源于巨額貿易逆差及其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戰思維在位霸權國家對新興崛起大國的遏制。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貿易戰根本上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韜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內圣才能外王，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三、美國政界和商界對中國看法發生了重大轉變，美方認為中國的國企擴張、強制性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竊取、投資限制、制造2025、保護主義補貼、尤其是中國對美國不公平的規則引起了美國社會各界的警惕

　　9月16日前美國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的演講比較有代表性：

　　“我注意到中國的國企還在進一步增長。中國的信貸越來越多的被導向國企，而不是私營企業。央企的資產大幅度增長。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私營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現在可能被擠出了。中國對國企的依賴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們感到警惕。

　　我想給中國朋友一個警告，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設中美關系在中期選舉，或者是2020年總統大選之后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第一，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公平競爭。

　　第二，我在過去10年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系，現在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需要進行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關系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

　　第三，中國制造2025。對某些人來說，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中國需要基于自主創新，是基于保護主義，基于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

　　第四，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時代的自我克制轉向現在這種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我想幫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國階層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我參與了中國加入WTO歷時17年的談判，后來是巴爾舍夫斯基接替我。現在中國加入WTO時的那些衣服已經不太合身了。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稅還是9%點多，是其他國家的3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特朗普總統去解釋為什么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是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稅是2.5%。

　　還有規則的運用，怎么樣對待國企，如何要求外企強制轉讓技術，以及一些歧視性的政策等等。從2001年以來，WTO本身也沒有適應時代的變化。我們看整體的投資和貿易情況，雙方的條件確實不是對等的。所以，在美國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過去70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了。我想對于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增加對中美關系的壓力。”

　　四、特朗普競選總統逆襲、美國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以及民粹主義盛行，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具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歷史必然性：

　　1、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業大幅衰落，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

　　2、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創2009年以來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在全面反思過去長期支持并主導的全球化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其中，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占美國逆差來源的46%，與60年代西歐、80年代日本類似，當前的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

　　美方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制造業衰落主要責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義，希望系統解決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6月2-3日市場充滿期待的中美經貿談判，結果無果而終，羅斯在北京的討論不僅聚焦于削減貿易赤字，還包括中國有爭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不僅關乎（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這關乎結構性變化。”

　　3、過去五年中國占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11%上升到15%，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報告、“中國制造202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和宏偉藍圖，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

　　美方認為中國是政治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這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國際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自由貿易，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4、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美經貿關系經歷了從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從貿易自由化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性巨變：七八十年代美蘇爭霸，為爭取中國，中美關系破冰；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謀求中國合作“反恐”，在美國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競爭者”，隨后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忙于應對國內經濟；隨著美國經濟復蘇以及中國日益崛起，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中美開打貿易戰。

　　中美貿易摩擦服從于世界政經局勢、社會意識形態演化以及中美關系，要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戰不同于以往的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歷次中美貿易摩擦均由美國主動挑起，中國有妥協有斗爭，總體上中國化壓力為動力，走向更加開放。

　　5、知己知彼，客觀了解美方訴求的代表性文獻是：萊特希澤《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2010年9月20日會議上的證詞》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關于中國履行WTO承諾情況的報告》、班農《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特朗普競選演說、納瓦羅《致命中國》等。

　　五、史蒂夫·班農在日本東京的演講《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已經清晰地傳遞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態度

　　史蒂夫·班農，民粹主義代表人物，特朗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和核心智囊。2017年12月17日班農在日本東京發表《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的演講，以下為其演講摘要：

　　1、這次民粹主義大規模的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精英們長期一直錯誤的期望中國會成為自由市場經濟。而今我們看到的卻是儒家重商主義模式。

　　2、因為中國出口過剩使得英國中部和美國上中西部的工業地區被掏空。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倒退。

　　3、中國的19大報告計劃有五個方面，他們實際上是在規劃未來幾年控制世界的主導地位。第一是制造業2025，將使中國在21世紀里統治全球的制造業；第二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的擴張主義；第三個是5G網絡，在科技技術上占主導地位；第四是金融技術，未來沒人能夠將中國和中國的體系從全球資金市場中趕出去；第五是開始用人民幣，中國要讓美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

　　4、特朗普將如何能夠做到呢？第一，他將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第二，他將把產業工作重新帶回美國。第三，他是將要重新審視美國已經陷入十六七年的國外戰場，如果我們把5.6萬億美元軍事費用花在發展我們的城鎮和基礎設施，我們應該已經在與中國在國際經濟上的競爭中遠遠處于優勢。

　　5、川普總統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貿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系統的花朵，那就是我們的創新。中國的要求是，如果我們的公司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就要交出他們的技術和創新。川普總統開始實施301行動，就是研究中國政府是如何強制要求以技術換市場，美國應當如何去糾正過來。

　　六、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展示了美方鷹派對中國貿易問題的反思、認識和訴求

　　羅伯特·萊特希澤，曾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和“廣場協議”就是他的杰作。對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他主張對違反貿易規則的國家征收高額關稅。2017年1月3日，特朗普提名羅伯特·萊特希澤出任美國貿易代表。從美方談判代表團隊來看，納瓦羅等是非常業余的，萊特希澤屬于國際貿易領域的頂級專家，從2018年5月4日美方提出的要價清單來看，大部分反應了萊特希澤的建議。其代表性觀點如下：

　　2010年《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十年來，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大部分沒有兌現，美國批準PNTR（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是錯誤的：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與我們的WTO理念之間多么格格不入；2）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嚴重誤判了西方企業將其業務轉向中國并以此服務美國市場的動機；3）美國政府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反應十分消極。結論是，作為一個總體原則，美國應當采取較之以往積極得多的方式。

　　2018年《中國貿易壁壘清單》：貿易壁壘、強制技術轉讓、投資限制、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內容審查、網絡安全法、國家安全法、政府補貼、產能過剩、網絡侵權等。

　　中國沒有履行WTO承諾：1）PNTR支持者承諾的經濟利益未能實現。實際上，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增長了兩倍，美國制造業也失去了幾百萬就業崗位。2）中國的法制承諾很值得懷疑，美國政府仍在就中國不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表達重大關切。3）中國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中國在關稅壁壘、投資限制、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國企等領域對美方不公平，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以及制造業失業。

　　七、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和大選期間的“初心”

　　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各國勞動生產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差異決定了國際分工，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效應和生產率，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貿易中受益。但是，國際貿易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所得對出口部門有利，但將使得進口部門受損。以美國為例，在國際貿易中美國整體受益，支撐了高消費模式，但是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十分明顯，在全球化中，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較優勢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制造業（中低端）受損，因此從2016年選戰可以看到，硅谷和華爾街反對特朗普，而“鐵銹州”支持。

　　“鐵銹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給特朗普逆襲總統，而不是東部的華爾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選期間特朗普的政策主張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勝選后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開始明確細節并著手實施，比如簽署稅改法案、加快加息節奏、收緊移民政策、對中日歐全面開打貿易戰等。

　　我們在《如果希拉里or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政策分歧及影響》《特朗普逆襲：這是“沉默大多數”對精英主義的勝利——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傳遞出的時代信號》《特朗普政策效果展望》《特朗普稅改》等文章中系統研究并持續跟蹤了特朗普大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及其后續推進。

　　1、財稅政策：特朗普倡導減少政府開支，如廢除奧巴馬的醫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門的新員工招聘。特朗普財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減稅以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同時加大基建投資刺激經濟。

　　2、貨幣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擊美聯儲低利率政策帶來的扭曲，特朗普的言論表明未來可能調整低利率政策。

　　3、貿易政策：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更為激進，為保護傳統產業，他一直主張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協議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議把中國宣布為匯率操縱國，并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征收45%的關稅。

　　4、金融監管：特朗普認為應該放松金融監管，建議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極端，他宣稱當選后會在墨西哥邊境筑墻，并驅逐1100萬的非法移民。

　　6、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特朗普在中國議題上政策立場強硬。特朗普經常批評中國，將美國的困境歸咎于中國的崛起。他曾表示，當選后將加強美在東海、南海的軍力部署，威懾中國。

　　八、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訴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貿易失衡，迫使中國進一步對美開放市場，“讓美國再強大”，深層次目的在于試圖重演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復興。

　　1、中美貿易失衡既有中國部分領域開放度不夠、部分產品進口關稅較高、政府給予部分國企補貼以保護發展中的幼稚產業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層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長期性和根本性，貿易戰解決不了：中美經濟結構、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元囂張的特權、美國低儲蓄過度消費模式、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美國大量跨國企業在華投資等。這在當前美歐、美日貿易戰均有清楚的先例。

　　2、特朗普政府四面開戰，在外部提高關稅，在內部大幅減稅，這兩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國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資本回流和“再制造化”，進而實現“讓美國再強大”。

　　3、與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和班農傳遞的民粹主義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價清單展示了其真實意圖：中方削減2000億美元對美貿易逆差；停止對“中國制造業2025”的補貼和支持；保護知識產權；降低關稅；擴大農產品進口；改進美方在中國的投資限制。其中，“中國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觀、理性、清醒地認識美方真實意圖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觀理性的戰略判斷。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領域并不是中國更具比較優勢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國制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思維。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

　　4、這不僅僅是貿易戰，而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是由于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領導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日美貿易戰等的演化模式。

　　5、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時間里，日美之間共發生過6次大型貿易沖突，先后涉及到了紡織品行業（1957-1972年）、鋼鐵行業（1968-1978年）、家電行業（1970-1980年）、汽車行業（1979-1987年）、電信行業（1980-1985年）和半導體行業（1987-1991年）。從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紡織、鋼鐵、家電）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擴大進口、取消國內關稅（如汽車行業）、開放國內市場（如電信行業）、對出口美國的產品進行價格管制（如半導體產品）等條件，日本汽車廠家甚至選擇直接赴美投資，以不斷滿足美國花樣百出的訴求。但是日美貿易戰并未根本解決雙方貿易失衡問題。

　　因此，除了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對日本挑起了匯率金融戰和經濟戰等。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簽署了“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并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后日本政府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

　　“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導致貿易順差減少，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雙雙下行，為應對“日元升值蕭條”，日本銀行開始不斷放松銀根。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內過剩資金劇增，為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提供大量的流動性，進而推動了投機熱潮的高漲，最終釀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從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資格挑戰美國經濟霸權，日美貿易戰才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九、與流行的觀點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很快會結束不同，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1、廣場協議簽訂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國當前GDP占美比約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長十年左右，即大約在2027年前后，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80年代日本不同，中國不會拿核心利益作交換。

　　2、從全球新經濟的獨角獸企業來看，美國和中國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業，展現了中國新經濟的勃勃生機。據CB Insight數據統計顯示，從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18家，占49.78%；中國緊隨其后，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為英國和印度，分別有13家和9家。

　　3、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中國工程師人數逐步上升，理工科畢業生逐年增加，中國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

　　4、中國制造業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總額比持續上升，并且進軍高科技，中美產業互補性逐步削弱、競爭性逐步增強。

　　5、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戰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難道你以為美國會自然地把世界領導權拱手相讓嗎？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

　　十、未來沙盤推演：

　　1、短期邊打邊談，以“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雙方妥協”的邏輯演化，打是為了在談判桌上要個好價錢，斗而不破。但中長期隨著中美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和經貿競爭性的增強，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2、如管控失當，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不排除后續擴大到金融戰、經濟戰、資源戰、地緣戰等，美方將動用其二戰以來建立的霸權體系從貿易、金融、匯率、軍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國崛起。

　　3、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貿易戰，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網絡、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綜合實力較量。美國積累起貿易（對華摩擦的五大方面）、貨幣金融匯率（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的多維打擊經驗和手段。

　　我方應對：

　　1、聯合東盟、南美、非洲與“一帶一路”國家，與歐盟、日韓積極開展雙邊合作和自貿區談判，尋求WTO等國際協調機制，避免貿易戰升級擴大。

　　2、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內存在一些過度膨脹和過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于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必須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戰未必是壞事，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

　　3、近期金融去杠桿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沖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中美貿易戰不宜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方向引導，而應往形成改革開放共識的方向引導，冷靜深入思考。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和要素市場化、降低制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4、貿易戰本質是改革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產能和去庫存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去杠桿行至中盤、轉入穩杠桿，未來政策重心應加大降成本和補短板。宏觀政策要放水養魚，與民休息，輕徭役重民利；微觀企業要廣積糧，緩稱王，度過金融形勢的冬天。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未來應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提振企業和居民信心，開啟高質量發展新時代：

　　第一，建立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

　　第二，堅定國企改革，不要動則上綱上線、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和市場經濟導向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中國已經進入到以服務業主導產業的時代，制造業升級需要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費性服務業大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制造業除了汽車等少數領域大部分已經對民企外企開放，但是服務業領域仍存在嚴重的國企壟斷和開放不足，導致效率低下，基礎性成本高昂。未來應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務業。

　　第四，大規模地降低微觀主體的成本。減稅，簡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礎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促進金融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未來應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長期穩定；從開發商為主轉變為政府、開發商、租賃中介公司、長租公司等多方供給；推進房地產稅改革，抑制投機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