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中國聯通正式宣布混改方案，BATJ等14家戰略投資伙伴正式入局，從此開啟中國聯通混改大幕。兩年混改，中國聯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通過資本引入、互聯網化經營、瘦身健體、員工持股，以及與互聯網等合作伙伴一系列的創新經營，讓中國聯通重新煥發了生機，提質增效，業績增長。

打響央企整體混改“第一槍”

中國聯通雖然不是涉及混改最早的，但卻是首家在集團公司層面進行混改的央企，在電信行業內意義重大。

混改完成后，聯通集團對中國聯通的持股比例從原來的62.7%降低到36.7%，失去了持股50%以上的絕對控股地位。戰略投資者占股35.2%，員工持股2.6%，公眾股東25.5%。實現了股權結構的最優，這是新一輪國企改革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之所以選擇聯通進行混改，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在壟斷行業挑選具有代表性企業進行混改試點時，往往被挑選的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近兩年來競爭力下滑、市場份額縮水。那么中國聯通就是典型的代表。

2016年，中國聯通資產總額6181.69億元，凈資產2304.49億元，負債率達62.72%，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2.09億元。從2016年9月中國聯通被國家發改委列入首批混改名單，到2017年4月混改進入實質階段，再到8月份混改方案落地，幾經波折。在2017年初，聯通董事長王曉初就預見到了混改的效果，他說“聯通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并認為相比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特點是“船小掉頭快”，隨著營銷方式的轉變，相信中國聯通機制會更加靈活，未來會變得更好。

就在2018年3月中國聯通公布2017年業績時，聯通董事長王曉初發表講話：聯通凈利潤實現了反轉。

2017年中國聯通全年服務性收入達2490億元，同比增長了4.6%，凈利潤4.3億元，同比增長176.4%，實現“V”型大反轉。而2018年“V”反彈得到持續加強，中國聯通全年服務收入同比增長5.9%，領先于行業平均3%的增幅，凈利潤突破百億元，達102億元，同比增長458%。特別是產業互聯網收入達230億元，同比增長45%，IPTV收入同比增長17%。。

半個互聯網加入“朋友圈”

通過混改，互聯網企業入股，緩解了中國聯通的資金困境，對運營商業務創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正式混改前，聯通就與百度宣布將在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通信基礎業務等領域開展合作。與騰訊繼推出“大王卡”“小王卡”后，與騰訊就安全、征信、IDC、云計算等六大領域達成協議。

混改正式落地后，中國聯通與合作伙伴陸續成立了合資公司，發展創新業務。混改當年9月聯通大數據有限公司成立，與參與聯通混改的戰略投資者在資源互補、業務協同市場發展方面開展更廣泛深入的合作;次年4月與12家企業共同組建“智慧聯盟”，在新零售、家庭互聯網、消費互聯網、產業互聯網等方面展開合作;2018年8月聯通與阿里巴巴成立云粒智慧，這不僅是中國聯通開展體制機制創新的新載體，也是中國聯通與混改合作伙伴在創新業務領域的又一次“聯姻”。今年2月，中國聯通與網宿科技共同出資成立的云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7月推出“智能超高清視頻平臺”，布局5G通信時代的4K、8K、VR等超高清視頻產業。

回顧中國聯通混改歷程，王曉初說，民營資本從最初的不想來、不敢來，到后來搶著來、搶獨家，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聯通推動各類所有制資本共同發展，在保證國有資本控股的前提下，引入14家戰略投資者，有效避免“一股獨大”由董事會行使投資決策權、薪酬分配權等權利，實現不同資本相互融合和股權有效制衡。

中國聯通與大型互聯網公司合作成為了彌補短板的必由之路。而運營商的客戶、用戶渠道以及大數據也正是BAT所稀缺的，聯通對互聯網企業的價值也毋庸置疑。

如何向縱深發展

目前中央企業混改的占比已經達到70%。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業通過產權市場吸引的社會資本超過2600億元，通過證券市場吸引的資本超過1萬億元。中國聯通的混改不僅與中央國企改革的思路一致，并且也成為電信領域內國企改革的重要一環，起著試驗、示范作用。

我們看到，在聯通混改的過程中，中移動和中電信也從中得到了借鑒，逐漸加強了與互聯網公司的合作，業務在不斷創新。

近期發布的2019年6月運營商數據顯示，雖然中國聯通經過混改，經營狀況恢復較好，可是在移動業務方面的發展速度依然落后于另外兩家。截至6月底，中國移動移動用戶達9.35億，領跑三大運營商，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分別為3.24億和3.23億。2019年上半年，中國電信累計凈增移動用戶為2048萬戶，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分別為997.8萬戶和931.7萬戶。根據此種趨勢，中國電信即將超越中國聯通，坐穩移動業務第二把交椅。

中國聯通借助互聯網渠道打造的“大王卡”等新型銷售模式，在起初迅猛增長后也遭遇了瓶頸。那么下一步，如何將混改向縱深發展，持續發揮混改效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此前北京郵電大學教授舒華英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指出：“中國聯通目前的生存與發展危機，并不單單是來自行業內其他運營商，更為主要的是受到日新月異的技術沖擊而造成的。”目前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以及物聯網的迅猛發展，傳統運營商所固有的機制體制都需要得到變革，否則傳統運營商都將面臨被淘汰的危機。混改是聯通走出困境的一劑良藥。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

中國聯通在擔當國家建設重任背景下，通過混改激發了企業活力。其中，“劃小承包”改革是解決大企業病、從大公司回歸到創業公司的良藥。截至2018年底中國聯通全集團劃小承包單元達到2.4萬個，培養了2萬人的小CEO隊伍，實行增量收益分享，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一線員工薪酬同比增幅超過20%，高于各級機關和后臺部門。

此外，“云南聯通”是入選“雙百企業”唯一一家基礎電信企業的省級分公司，“云南模式”尤為引人注目。從2016年底開始，云南聯通在部分本地網實施了從“引入民營資本參與4G網路建設”模式到“引入民營企業委托承包運營”模式的改革試點，逐步摸索出了一種適合云南聯通發展的新模式。2018年在改革帶動下，云南聯通收入同比增長10%，高出行業6.5百分點，收入份額較同期提升0.4百分點，實現同比減虧2.5億元。2018年云南聯通原聯通人員實現身份轉換，90%以上轉入民營運營公司。

云南聯通的混改，對網絡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進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但舒華英認為，云南聯通為中國聯通深入混改提供了研究樣本的同時，也需要對新的運營公司加強監督和管理，防止其產生追求短期利益的行為。野村綜研顧問陶培認為，云南聯通對全國混改具有借鑒意義，但并非所有省份都需要進行復制。未來，聯通各地區將根據自身的市場環境、競爭壓力，采取不同的市場化機制變革模式，靈活地應對當地市場變化，實現市場基盤的穩固。

王曉初曾說過，國企改革并非“民進國退”此消彼長的零和游戲，而是“國民共進”的有效途徑。堅持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