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新冠疫情引發全球危機,中國在抗疫中除了“逆行者”的無私奉獻之外,最亮眼的莫過于大數據的應用:全球領先的數字基礎設施、智能手機的超高普及率以及政府的大數據資源調動能力,把利用大數據做好防控與支持復工落到了實處。
各大省市推出的健康碼是大數據應用的范例。綁定手機,接入運營商信息,再加上個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健康碼能顯示一個人過去一個月的軌跡,可作為政府、企業、零售服務機構都認同的通行碼。同樣,其他一些便民措施,比如在線查找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上是否存在感染者,也是緩解大眾恐懼的好工具。
但是,在隱私大數據的運用中,仍有改進空間,尤其是在數據搜集和數據共享兩方面。先來談談數據搜集。隨著防止外部輸入成為抗疫重點,各大機場都對來自海外的航班嚴陣以待,從下飛機到通關,再到專人送回家隔離,經常需要五六個小時。一個剛回國的朋友說,她非常理解工作細致所需要的等待,但是通關要好幾次填寫表格,有電子表格也有紙質表格,且填寫信息多有重復,讓她覺得比較混亂。
復工之前,每個從外地返回大城市的員工都需要填寫單位發出的返工申報,返回小區又再填寫一遍,這也出現了信息搜集重復,數字和紙質信息搜集并行,缺乏內部信息打通的問題。抗疫早期暴露出的地方社區對上級下發的各種表格填寫疲于奔命,也凸顯了在數字搜集方面相關部門各自為政的弊端。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如何促進大數據的分享。專家的建議是,數據搜集最好一次完成,完全數字化,然后與各方分享,這樣能減少紙質單據處理的難度,也能節約時間。大眾申報的與疫情相關的私人信息如果能在不同政府機構中共享,就可以同時滿足疫情防控、復工檢查、商務統計等多種要求。此外,政府調用的大數據信息與個人填報的隱私信息有機結合,并據此展開分析,也可進一步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幫助政府形成全面立體準確的數字真相。
在企業大數據實踐中,大數據無法被高效應用主要面臨兩大的問題,要么是企業部門之間的數據無法互通,要么是數據因為格式不同而無法通讀。這需要硬件和軟件的提升,硬件方面需要打通組織內部的信息壁壘,軟件方面則強調統一數據的標準,盡可能做到無紙化,同時做好基層數字文化的教育。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個人申報隱私數據,還是政府調用個人隱私大數據,都是在抗疫期間的特事特辦,因為追蹤潛在病人需要適度讓渡隱私。但抗疫基本結束之后,亟需討論并制定隱私數據搜集和調用隱私大數據的規則。這里筆者提出四點建議。
首先,必須明確哪些情況下政府可以要求大眾申報隱私信息,同時調用第三方的隱私大數據。例如,通過調用手機運營商數據和實名驗證交通工具票務信息查詢個人的行動軌跡,在平常時期是大眾必須享有的隱私權利。特殊時期積累的個人行為軌跡的大數據在疫情結束后應封存或銷毀,政府也不再繼續追蹤。
其次,必須明確哪些機構可以要求大眾申報信息或者調用隱私大數據,在申請調用時需要經過哪些政務公開的流程并及時披露。按照一次搜集、多方分享的原則,最佳方式是建立政府機構數據搜集和調用的特定平臺,同時規范不同類別信息的分享機制。第三,需要建立制度保障政府搜集的個人隱私信息和被調用數據的安全,避免個人信息泄露,或者被第三方盜取并販賣牟利。同時要制定政府信息公開和大數據使用規則,讓政府搜集的與民生相關的公眾大數據可以在脫敏之后為商業機構和研究機構所用。
最后,應該鼓勵便民大數據平臺的進一步創新。還是以健康碼為例,如果能夠綁定居民的醫保信息和其他疾病信息,在一些城市醫院體系中試點從預約掛號到檢查拿藥一條龍的數字服務,就能充分挖掘此次抗疫過程中已經涌現出來的在線預約和在線問診的新機會,同時為未來醫療大數據人工智能應用分析積累數據資產。
此次抗疫展示了中國數字基礎設施的巨大創造力,下一步應該制定更明確的隱私數據保護和使用規則,同時鼓勵更多創新。
(責任編輯:f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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