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進一步豐富育人思維

以 “云計算”“云課堂”等為主體的現代教學技術廣泛運用于大學教學管理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海量數據能夠幫助思政工作者了解學生在課堂的反應、作業完成情況及對知識的掌握情況。這為進一步開展學業指導，分析每學期學業情況提供了數據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1］面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須主動適應新情況，充分依托“大數據”，利用“大數據”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這既是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大數據是網絡化、信息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代大學生作為網絡時代的第一代原住民，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互聯網思維的深刻影響。其行為模式、交往模式、學習模式、生活模式與以往大學生相比，有著較大差異。思政工作者如果不掌握、不了解網絡時代大學生的基本思維規律，那就難以發現“學生成長規律”，也就無法解決學生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大數據具有網絡化、信息化的一般特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碎片化”。“碎片化”在某種程度是指一種突破常規的思維或者說是反思性思維。我們不再按照所謂的“情理之中”或是“理所當然”思考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或是熟視無睹的概念和事物，而是將原有的思維方式置于一種被質疑的地位，通過批判思維展開思考。這就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須進一步豐富育人的思維模式，從多角度、跳躍式角度看待工作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大數據思政”不能局限在數據統計這一簡單問題上，而是要通過“碎片化”思維模式，調整現有數據之間的聯結模式和結構，讓原本并無直接聯系的數據能夠具有一定的相關度，讓數據背后的本質得以呈現，真實圖景能夠再現。這不是人為的修正和篡改數據，而只是將原本數據間的隱性關系變為顯性關系，讓數據更加直觀明了。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進一步完善全員育人格局

“大數據”提供了一個全新觀察視角。與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大數據能提供更多學生日常學習、生活、活動信息。信息來源包括線上、線下兩個維度。線下維度包括圖書館、食堂、宿舍、教室、心理咨詢等方面；線上維度包括言行數據、交往數據、關注數據、閱讀數據、轉發數據、瀏覽數據等。［2］這些數據同傳統的統計表格、學籍卡等基本數據統計相比，具有信息量大、覆蓋面廣、來源豐富等顯著特征，能夠幫助思政工作者為每一個學生繪畫出一個多維度的、立體的、全方位的“全息影像”。這種“全息影像”的主要功能包括：一是通過以往的數據進行學生現有學習狀態、心理狀態、言行舉止產生原因的可能性分析；二是通過現有的數據預判學生接下來的學習狀態、心理狀態、言行舉止的發展趨勢；三是通過現有數據對可能發生的非正常行為、突發情況、學業警告等行為作出預警。

這種全新的觀察視角在實踐上凸顯了“三全育人”格局的重要性。“大數據”之所以稱之為“大”，根本原因就在數據的“多”“廣”“全”。正如前面所說，線上、線下兩個維度幾乎涉及到了大學生學習、生活、教育、管理等方面。從技術角度說，要試圖實現“大數據思政”的格局，單獨依靠學校某個部門完成是不可能實現的。從現實情況看，各相關職能部門都已經開發運行了相關的管理系統，并且有自己的信息存儲要求，但其數據開放共享的思維相對滯后，數據資源紅利充分釋放受到限制。這就需要高校有關部門統籌安排，協調各部門對數據的格式、兼容性、基本要求進行統一部署，避免各部門數據各自為政，形成“數據孤島”“數據割裂”“數據分散”等現象，真正形成育人合力。因此，要實現“大數據思政”就需要實現“全員育人”格局。“全員育人”就是要通過構建輔導員生態數據“鏈”，學生工作內部的生態數據“網”，“大思政”部門間構建生態數據“圈”，實現數據的共建、共治、共享，從而提升“三全育人”工作的實效性。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進一步提升育人工作能力

大數據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管理模式，實現了從傳統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管理模式變革。傳統的“金字塔”式的模式包括“學校—學院—系（中心）—輔導員—黨團班（社團）—學生干部—學生個體”七層內部結構。這種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等基本特征，能夠實現內部各種關系的平衡。這種結構的最大弊端在于其行政命令式的運行過程。這會導致信息傳遞過程中能量的雙向遞減。不論是自上而下的工作部署還是自下而上的工作成效反饋都存在效能遞減和信息失真的可能。這會導致上級決策者對目前形勢和問題產生誤判，引發決策失敗，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大數據時代所提供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從理論上說可以改變傳統的“金字塔”管理模式所引起的效能遞減現象。學校、學院等高層級管理者可以直接獲取某個學生或學生干部這一類群體，或某個輔導員所帶學生的數據。層級結構、層級間的關系得到簡化。此外，上級相關職能部門也可以快速實現對下一層級的個體或群體的某一特征進行數據的篩選。只要數據真實且有效，相關性達到一定程度，就可獲取所需信息，實現管理的預期目標。這將極大提高學校行政的工作效率，也使輔導員能夠從數據統計這類繁瑣重復的工作中解放出來。

“大數據思政”是建立在“數據”基礎之上，這對高校思政工作者的能力建設也提出了一個新課題。對于高校思政工作者，一是要提升全過程監控、全方位收集的能力。數據量大是實現“大數據思政”具有價值的前提。當數據量達不到一定數量級時，它們只是離散的碎片，思政工作者難以讀懂數據背后的故事。只有數據達到并超過一定數值時，這些數據才會在整體上呈現規律性，反映數據背后的本質，才能為工作提供有指導性的建議。［3］二是要提升數據鑒別能力。大數據的“大”也伴隨著數據“雜”“亂”“假”等現象。這就需要思政工作者對數據進行“降噪處理”，確保數據的真實性，找到真正“有用”數據，避免在“虛假”數據中迷失方向。三是要加強數據的研究能力，推動數據的相關性研究，加強數據挖掘的深層次理論研究，開展數據信息同行為模式、心理動機等社會學領域的探究，使數字化存儲的數據真正意義上可以“活起來”，推動“大數據思政”的實效性。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進一步深化傳統育人優勢

大數據從源頭上避免了信息的遺漏，為思政工作者科學全面決策提供可能。但數據能否發揮實效，關鍵仍在高校思政工作者能否有效地、科學地利用已經獲取的數據。思政工作者必須認識到數據之間的關聯度、數據的真實性鑒別、數據深層次含義的挖掘、大數據的修正與完善，都必須依靠傳統的思政工作方式，否則“大數據思政”就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大數據思政”必須以面對面的深度輔導、談心談話來對數據的真實性進行核實，最大限度避免數據造假、數據間矛盾等現象的發生。

當前大數據信息量雖然龐大，但暫時還不能完全覆蓋學生生活的全部。即便將來科技發達到能覆蓋學生生活的全部（當然，這也會存在著重大的道德倫理、安全隱患的可能），但對于學生的內心想法，也是無從得知的。學生遇到問題時的苦悶、煩惱、憂傷等，并不會在數據中得到簡單、及時的反映。解決這些問題，也不能通過數據模型加以破解，仍需要輔導員走進寢室，或邀請學生走進輔導員辦公室面對面交談來解決。傳統的思政工作所要求的各項技能（組織能力、管理能力、協調能力、溝通能力等）和專業知識（心理輔導、發展輔導等），在“大數據思政”時代也必須加強，不能削弱。只有依托傳統的工作方法，才能使“大數據思政”的“數字”從“不動的”成為“生動的”，能夠講出“鮮活的”故事。此外，我們也要認識到基于“大數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終目標不是一類群體，而是每一名學生。大數據分析就是為了實現對每一名學生做到精細化管理和定制化服務。要實現這個目標，有且只有通過傳統的面對面、心貼心的思政工作方法才能實現。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進一步堅守育人初心

不論是當前的大數據、“互聯網＋”，還是將來隨著科技發展會產生的新概念、新事物，作為思政工作者一定要有一個基本原則，即新的概念、新的事物一定要以“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學生工作”為根本出發點。大數據為我們更好地做好思政工作提供了技術支撐，但不應該成為思政工作的“中心”。思政工作者在工作中不能為了追求時髦的話語而忘記了“我們是誰、我們為誰服務、我們如何服務”這三個關鍵性、根本性問題。

學生工作，本質上是“人”的工作，是立體的、全方位的，不是數字化的、抽象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數據”的對象是數字、代碼，是科學的、理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則是“學生”，工作得以開展的基礎仍是建立在日常的交流之上。它首先產生的是感性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理性認識。要想做好思政工作，思政工作者就必須在理性和感性中達到平衡，而非簡單的理性決斷。過分強調依靠數據的理性思考，可能會適得其反，最終反而會失去“數據”的實質意義。

思想政治工作是育人的工作，要把教育與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需要、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終身發展有機聯系起來，以現代人的精神塑造人、以全面發展的廣闊視野培養人。思政工作者不能把“人”降低到“物”的維度，把人“數字化”“代碼化”。“數據”只能作為工具，要在工作中避免唯“工具理性”傾向，堅守并重塑“價值理性”，使“工具理性”服務于“價值理性”，用“價值理性”引領“工具理性”。

思政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要避免唯“數據化”趨勢，不能過分盲目地依賴數據。因為數據也會“說謊”，并不一定完全真實地反映現實。我們要時刻警惕數據異化現象的發生，要成為掌控數據的主人，而非數據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