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美國，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不僅影響當前的貿易和投資數據，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也存在威脅。貿易戰疊加疫情，也應促使我國企業采取市場多元化策略，同時，踏實研發核心技術，走技術創新的路線，打造出中國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2019年以來，由貿易摩擦、地緣沖突、金融市場動蕩等問題引起的多重不確定性加重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尤其是日益升級的中美經貿摩擦讓中美這兩個世界超級大國貿易關系幾近破裂。而近期在全球大肆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全球制造商開始反思供應鏈產業鏈安全，以建立更加多元化、平穩化、全球化的產業基地。在全球都處在產業技術變革和產業鏈調整的過程中，貿易沖突在所難免。本文將著重從貿易數據的角度分析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系以及貿易摩擦對中美的影響。

一、中美之間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貿易關系

“入世”后，中國逐漸成為了最主要的全球生產中心，而美國作為全球研發中心，與中國產業結構具有一定互補性，再加上中美雙方市場需求均較大等因素影響，逐漸成為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貿易伙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世界經濟陷入低迷，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全球經貿摩擦隨之加劇，而2018-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將全球貿易摩擦推向了高潮。 雖然美方數據與中方數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是趨勢卻是相同的。無論從美方還是中方的數據來看，中美在對方的貿易地位中都不可小視。 從美方的數據看，來自中國的進口占到了美國進口總額的15%左右。根據近5年的中美貿易數據，除了2019年美國對中國進口占比出現明顯下降（下降2.7個百分點）以外，其他年度占比均比較穩定，超過15.5%。 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左右。根據近5年的中美貿易數據，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占比在2017年達到峰值8.4%以后，2018年和2019年開始成下滑趨勢，2019年占比下降到6.5%。

圖1：近5年中美貿易情況（美方數據）

從中方的數據看，美國是中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國。近5年，雖然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占我國進口總額比重逐年減少，從2015年的9.1%下降到2019年的5.9%，但2019年，美國依然是我國的第三大進口來源國。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在近5年中，前4年我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比重一路微幅增加，在2018年達到19.2%的峰值后，2019年進入16.7%的低谷。但美國一直保持著我國第一大出口國（歐盟是一個地區不按國家算）的地位。

圖2：近5年中美貿易情況（中方數據）

二、貿易對誰更重要？

雖說很多文章都在強調目前美國對中國甚至世界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都很高，尤其在疫情期間突顯，很多國家連口罩都生產不了，必須依賴中國進口。但實際上，在全球制造業所形成的四級梯隊中，我國制造業還處在第三梯隊，離歐盟、日本所代表的高端制造業梯隊還有相當距離，更不用說跟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距離。就拿測試新冠病毒的檢測技術來說，美國自其國內爆發僅一個多月以來，就已經升級到第六代，從原來的24小時檢測到現在的5分鐘出陽性結果，13分鐘出陰性結果。“中國制造”的優勢確實是“制造”，而非研發，與科技創新強國相比，我們的優勢在于大規模生產、大規模市場，高效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物流，即中國制造有強大的執行力，而美國具有強大的創新力。 從中美貿易順差數據看，就可以看出美國對于中國有多么重要！自2015年以來，我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占比就不斷增加，從2015年的39.3%連年快速上升，到2018年達到了峰值，占比高達87.5%，雖說2019年有所下降，但占比也將近70%。可以說，我國外匯儲備的大部分都來自對美貿易順差。

圖3：中美貿易順差情況（中方數據）

美國近三成的貿易逆差是來自中國。從2015-2019年的數據看，除2019年出現下降，其它年份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額是呈上升趨勢的，但對中貿易逆差占美國總貿易逆差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這也是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原因之一。

圖4：美中貿易逆差情況（美方數據） 除對中國外，美國同期還針對日本、歐盟都發起了“減逆差挑戰”。日美貿易摩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讓日本深刻感受到與美國貿易關系有多重要。于是2019年美日貿易協定快速達成，并已于2020年1月1日生效，日本以牛肉、豬肉、奶酪和葡萄酒關稅的下調換取了對美出口空調零部件、燃料電池、眼鏡等產品的關稅取消。美與歐盟間關于汽車、數字貿易的摩擦還懸而未決。可見，縮減逆差、改善貿易現狀，實現所謂均衡是表面上美國想要的結果。但如果要實現美元的霸權，就要輸出美元，輸出美元的方式之一就是貨物貿易的持續逆差。因此可見，貿易逆差對美元的全球地位更重要。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對中國的外匯貯備更重要。

三、中美貿易戰對誰影響更大？

中美貿易戰從2018年以來經歷了多輪談判。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的兩個大國，摩擦影響到的不僅是兩國的消費者和生產商。中國出口商品中有70%是中間品，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普遍關稅，對全球制造而言，其影響都會是深遠的。

雖然中美第一階段達成協議，但削減范圍僅針對中美第三階段的征稅商品從15%降至7.5%，并暫緩第四階段征稅，對于已經征收的第一、二階段，且以基礎技術、可替代中低端消費品為主的產品，仍在征稅，而這些仍在征稅的商品，恰恰是凝聚中國制造核心競爭力的中間品和可由別國替代的消費品，其對美國最終消費者的影響是有限的，但中間品的關稅能對沖很大一部分“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 美國用“排除清單”將關稅對本國的影響降至最低。因為“中國制造”已滲透到美國家庭的方方面面，加征關稅無疑給美國家庭帶來較大損失。但美國不斷開出“排除清單”，以減少自中國進口商品被加征關稅而對美國造成的沖擊。排除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必須從中國進口，短時間無可替代。為了減輕美對華加征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進行了多達16輪的加征關稅排除計劃，已實施的2500億美元清單排除計劃涉及金額占比達到46.5%，這些產品大多數都是消費品、中間品，高端制成品很少。

中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偏低。2019年，中國對美整體出口下降了12.5%。其中，受影響較大的是我國機械、輕工領域、鋼鐵和化學品領域，同比下降幅度均超過整體出口下降幅度。可以看出，對于這些產品，其實我國的競爭力并不是很強，一旦發生摩擦，國外的訂單很容易地就轉向了他國。而我國具有競爭力的商品，正是那些在2019年加征關稅期間仍舊保持出口增長的產品。如，紡織品、藥品、紙制品等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比增長，可這些產品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偏低。

對于這些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們一定要時刻警惕，這種競爭力是暫時的，并且是可替代的。雖然短時間內可能無法替代，但鑒于美國的制造業回歸和疫情疊加，未來，美國一定會更加大力支持企業能回遷的回遷，不能回遷的也可能會采取產地多元化策略。而從事這些出口加工的企業，往往是我國地區性的集群產業，產業鏈上下聯系緊密，并承載著就業的重任，一旦大規模呈產業鏈狀的轉出，將對地方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國出口型企業除主動采取出口轉內銷策略外，更應采取主動產業溢出策略，將低端組裝轉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畢竟主動轉移比被動轉移的時間更充裕，準備條件可以更多元。

從長遠看，貿易戰加速中美科技脫鉤，影響中國發展。由于我國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生產所需的關鍵設備、技術等很多都是來自于美國，美國對我國高科技企業采取諸多限制措施，就等于扼住了我國企業發展的咽喉。如果美國不讓我企業使用EDA工具，即使我企業有芯片設計能力，但如果沒有EDA工具，也是徒勞的。或許，對華設限正是我國實現自主創新的好機會。但從制造到設計，特別是工藝實踐和優化，是需要積累和不斷試錯的，是需要用時間換空間的。因此，中美科技脫鉤不利于現階段中國的科技發展。

綜上所述，相比于美國，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不僅影響當前的貿易和投資數據，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也存在威脅。貿易戰疊加疫情，也應促使我國企業采取市場多元化策略，同時，踏實研發核心技術，走技術創新的路線，打造出中國真正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