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9年，“996”作為一種工作制度突然從潛規則的狀態下登堂入室，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并在近期引發了程序員群體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可以說是整個互聯網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而帶來的連鎖反應。

引爆“996”

“996”三個數字在半個月之內突然成為一組引發中國社會熱議的話題，其百度搜索指數在一個月內同比上升了200%。而引發這一切的只是一個普通程序員的吐槽。

3月20日，在一個以程序員為主的互聯網技術論壇V2EX上，一位ID叫“nulun”的用戶在一個推廣域名的帖子里宣布他注冊了一個域名——http://996.icu，在域名下面，他寫道：工作996，生病ICU。

所謂“996”，是一種近幾年流行于互聯網行業的工作制度，即每天早上9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當然，它在這兩年也被互聯網行業廣泛用來代指高強度的加班制度。與它類似的還有代指正常作息的“955”“1065”等。

nulun的留言并未引起關注。6天后，在另一個“好奇996工作制真的會猝死嗎？”的帖子下，他再次留言說，最近他的公司也開始實行996制度了，這才讓他發覺到996多么毀人，因為“除了工作就是休息，跟家人溝通都少了”。順手，他又推薦了一下自己注冊的新網站。

這個網站十分簡潔，自上而下分成“996.ICU介紹”“相關法律法規”和“相關事件報道”三個部分。在最下面，nulun寫道：“Developers‘ Lives Matter”（開發者的命也是命）。很明顯，這是在模仿美國對抗種族不平等運動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

也許是因為看到了他的留言，同一天，在全球最大的代碼存放網站和開源社區GitHub上，一個同名項目被創建。早在2015年，中國就成為了GitHub上第二大的用戶來源地。據一些媒體推算，這個社群里的中國用戶至少在150萬以上。

996.ICU項目上線之后，迅速引起了中國程序員們的共鳴。996.ICU項目上線一小時內就收獲了超過2000顆星星（GitHub上的點贊），一天內加星數超過1萬，登上了GitHub實時熱門榜。僅僅3天，996.ICU項目的加星數就突破了10萬，成為GitHub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項目之一，甚至超過了很多熱門技術項目。

作為一個所謂的“開源”社區，GitHub允許社區里的每一個程序員們觀看項目上的內容并做出修改，最終由項目的創建者根據反饋做出是否同意修改的判斷。最初的996.ICU項目很簡單，只有一段26行的文檔，內容就是http://996.icu網站上的內容。但不斷有熱心參與者完善項目內容。從第二天開始，不斷有人提交了996.ICU項目不同語言的翻譯版本，截至清明節假期，已經有了26種不同語言的版本；媒體相關的報道從最開始國內媒體的一篇，到最新已經有了十幾篇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報道。

3月27～28號，項目里多了兩個重要內容：996公司黑名單和955公司白名單。這看上去像是兩個《綠皮書》似的行動指南。黑名單的作者寫道：“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到996的群體實際上很大，不僅僅有BAT，還有很多小公司。”白名單的作者則表示，白名單旨在讓更多的人逃離996，加入955的行列。

但這些大都屬于精神層面的“反抗”，整個996.ICU項目里最有可能在現實世界里產生實質性作用的行動來自一位“圈外人士”。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法學博士顧紫翚在3月30日晚上上傳了自己與丈夫合作起草的“反996軟件開源協議”（Anti 996 License），因為留下了完整的個人信息和聯系方式，二人“被迫”深度參與到了這個由互聯網從業人員發起的公眾活動里。

所謂“軟件開源協議”就像是一本書的版權聲明，是一個開源軟件項目必不可少的組成要素。軟件若想開源，必須明確地授予用戶開源協議。如果公司或個人使用了開源代碼，但是沒有遵守條款，作者可以據此提起訴訟，要求賠償、停止使用代碼。

但起草的過程絕非簡單地加上“采用996工作制的公司不得使用”這句話這么簡單。事實上，由于開源軟件會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從來沒有地區性開源軟件這一說法，因此他們還必須寫出一個國際性的開源協議。但全球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勞動法令并不相同，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再加上跨國企業的復雜問題，“我自己一個人寫，估計要花兩三個月的時間；如果要滴水不漏地寫出來，估計得花兩三年。”顧紫翚說道。

因此，她將核心定在了“呼吁這些公司遵守當地勞動法”上，并規定：“如果該司法管轄區沒有此類法律、法規、規章和標準，或其法律、法規、規章和標準不可執行，則個人或法人實體必須遵守國際勞工標準的核心公約。”

與GitHub上的參與者一樣，夫妻二人也極為強調此事在精神上的意義。“這個東西實際上來講沒有多大的法律效力。”顧紫翚坦誠說。上海京衡律師事務所隋兵律師則向本刊分析稱，此前那些被廣泛使用的開源協議大都圍繞代碼本身展開，國際上大都將開源協議歸到“著作權協議”的部分，因此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如果將代碼的使用與勞動保護權放到一起，則會模糊著作權相關的法律認定，“但使用代碼的企業仍應做好雇員方面的合規審查，否則還是會有違約或者侵權的風險”。

被默認的加班文化

截至清明節，采用了這份開源協議的項目已有75個，其中大部分是個人開發者及中小型公司。“他們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說，我是一家好公司。”顧紫翚說。她向我展示一個開發者發給他的郵件，里面那位開發者坦言自己的項目規模較大，沒辦法使用他們的協議，但還是愿意發郵件表達精神上的支持。

“可能現在一個18歲的清華計算機系學生看到了我們這個協議，覺得很好，等他30歲的時候，他可能也會搞出一個像Linux系統一樣厲害的開源系統，說不定就會用我們這個協議。”

但并非所有人都認同他們在“精神層面”上的說法，幾位在活躍在社交平臺的互聯網行業資深從業者都對此次的“反抗996工作制”行動表達了負面看法。一位在社交平臺擁有超過200萬粉絲的資深技術人員紀飛（化名）在接受本刊采訪時直接用“行為藝術”這個詞來描述這次反對996的行動。“GitHub上還是要用代碼說話，而不是靠信息噪音制造影響力。”他補充道。他同時反問我：“作為記者，你覺得自己有只用8小時就能做完的工作嗎？”

當然不會有人支持有違法風險的加班行為。隋兵這樣的法律界人士明確表示，如果有確鑿的證據，“996”這樣的工作制度肯定是違反《勞動法》，“去法院起訴基本都能贏”。

“我當然反對996，也知道要遵守《勞動法》。”紀飛說。但他同時強調，程序員這個行業從來沒有輕松過，“十幾年前沒有輕松過，以后恐怕也不會有”。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紀飛對此發表了一篇爭議極大的文章，在他看來，互聯網從業者還是應該珍惜這個時代，應該慶幸我們還有彎道超車的機會和可能。“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行業巨頭，幾乎沒有一個是優哉游哉就能做出來的，那是一代人的辛苦奮斗換來的。這個過程必然有大量的犧牲，否則的話，我們能有什么資格跟歐美巨頭分庭抗禮呢？”

擁有超過20年互聯網經驗的齊大可（化名）自稱是中國最早接觸互聯網的一批從業者，他向本刊回憶了這些年互聯網行業工作狀態的變化。在21世紀初，當時硅谷氣質被一批互聯網創業者帶回國內，不計考勤的風氣很流行。但當時的互聯網從業者加班仍然很瘋狂，而這個氛圍并不是靠制度約束的。

隨著業內競爭的不斷加劇，個人的加班行為開始團隊化，但并未發展成制度性要求。直到2013年左右，“996”的工作制度作為一種公司行為第一次出現。一位在程序員群體中擁有高聲望的資深技術專家陳皓自稱“這個問題問我算問對人了”，他向本刊回憶，“996”的說法第一次出現是在2013年10月，當時阿里巴巴集團為了對抗剛剛推出不久的微信，意圖開發自己的即時通訊工具，隨即提出了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方案；又因為阿里在杭州西溪的總部門牌號為“969”，于是阿里內部就戲稱這種工作模式為“996”。這種說法得到了另一位前阿里員工的認可。

當時陳皓是阿里巴巴集團商家業務部一個團隊的負責人，直接管理的人數大概在30人到40人之間。

轉崗至阿里云團隊后，陳皓又經歷了連續三個月的瘋狂加班。三個月之后，因為溝通無果，陳皓決定離職自己創業。從那時起，他也開始在網絡上持續批評996工作制。

但在激烈的競爭中，市場給出了答案。齊大可就問道：“這幾年發展起來的幾家互聯網公司，字節跳動、美團、拼多多，你去問問哪家加班少？”字節跳動的“大小周”（即每隔一周工作6天）模式已實行多年，拼多多的6天工作制也不是秘密。而能登上GitHub 955公司白名單的大部分都是外企。

十多年來，擁有12年互聯網從業經歷、曾在新浪微博工作過5年的程序員王淵命已經形成了極為固定的長時間工作模式。而這種工作模式早已不只局限于從事技術工作的程序員們。一位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市場公關人員對本刊抱怨說，她現在已經無法把工作跟生活區分開來。

也有人忍受不了這樣的生活，嘗試做出改變。來自成都的程序員徐靖（化名）在五年內換了三家公司，但總是在工作一段時間后被動變成996的狀態。“好像都是996，沒什么選擇的余地，就是這么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

紅利過后，潮水的方向

但相比其他行業，互聯網行業的高收入水平從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在公開場合抱怨工時的正當性。在2016年，華為公司員工的平均薪酬就已高達52.43萬元人民幣，這也讓他們工作日平均加班3.96小時變得不那么難以接受。

在此前的多年間，互聯網行業創造的財富水平都是中國社會的佼佼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軟件與信息技術行業的平均薪資為13.3萬元，連續兩年超過金融業成為全國最賺錢的行業。百度在2005年上市時，誕生了50位千萬富翁和240位百萬富翁。等到阿里巴巴在2014年掛牌上市時，一夜之間竟誕生了超過1萬個千萬富翁。

但情況似乎從去年開始發生變化。在2018年上市的幾家互聯網公司均未達到外界期望的表現。去年年中上市的小米本被寄予厚望，但截至2019年3月底，小米的股價已跌穿發行價，最低下探至9.4港元，較發行價17港元跌幅45%。而與小米情況相似的還有同期上市的美團，美團自從2018年9月上市以來，股價同樣一直在下跌，目前股價從上市首日的72.65港元跌至不到50港元，跌幅也超過30%。進入2019年后，更有多家互聯網公司接連曝出裁員的消息。

“市場不是只有一個方向。”齊大可說道，“中國的互聯網行業享受了20年的高速發展，我們都習慣覺得習以為常，認為每年的工資和待遇都要漲，但誰告訴你說程序員的條件待遇會越來越好的？”

這種悲觀情緒也體現在，無論是否支持程序員們在網絡上發起的反抗活動，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樣的行動能在短時間內改變現狀。

“我覺得情況不會好轉。”王淵命對本刊說道，“我雖然支持這種發聲行為，但是對這個結果沒有太好的預期，因為這個事情本質上是一個供需矛盾的問題，即使有些公司現在明確要求996，還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對吧？”

你能從一些公開言論上發現這絕非妄言。今年年初，杭州有贊互聯網公司在年會上公開宣布將工作時間調整為早上9點半到晚上9點，周六也有可能加班。這引起了很大的輿論爭議。但其CEO白鴉隨后公開回應稱，“這次絕對是好事，因為讓更多人了解了有贊的文化”。他同時解釋說，有贊在面試的時候會告訴每個人，在有贊會有很大的壓力，很多人工作時間很長成了習慣，“有贊的人工作和生活很難分開”。搜狗公司CEO王小川4月初在回應其公司加班嚴重的新聞時也明確寫道：“不認同搜狗價值觀、不愿意和搜狗一起迎接挑戰的人，我們不姑息。”

“這就是一種變相的員工篩選制度。”王淵命說道。齊大可也向本刊分析，白鴉和王小川敢說這些話的理由就是因為來應聘的人多的是，“如果說這個行業沒有足夠的人才基礎，他敢說這句話嗎？”

以百度公司為例，百度在2002年招聘的時候，他們打出的口號還是“彈性工作制”，當時網上流傳著一份“百度23條軍規”，其中一條就是“由我自己來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我們這里是彈性工作制”。王淵命就回憶，他2005年左右上大學的時候，看網上的信息，覺得這種互聯網公司的氛圍就是自由和寬松的，很吸引人。

但10年后，李彥宏在2012年話鋒一轉，發表了一封《改變，從你我開始》的公開信，提出了“鼓勵狼性、淘汰小資”的“狼性文化”，開始設置固定的打卡制度。

“講彈性跟講狼性的是同一撥人，為什么會這樣？”齊大可反問道。在他看來，這是因為程序員在世紀之初是非常緊缺的，優秀的程序員更緊缺。隨著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涌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其實已經沒那么緊缺了。

齊大可今年發覺連優秀程序員都不緊缺了，“你光優秀都不行，你還要年輕，年紀大的優秀程序員都很難找工作”。36歲的徐靖向我們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剛剛因為忍受不了上一家公司996的工作制度而更換了工作，他告訴本刊，很多公司的程序開發職位會明確要求只招35歲以下的。

需求下降的背后被認為是整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步伐開始放緩。齊大可將原因歸結于互聯網產業“產能過剩”后的調整，過去幾年移動游戲、共享經濟、P2P金融、區塊鏈等概念帶來了大量的虛火，這些概念的崩盤導致整個產業開始降溫。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曹和平則給出了理論層面解釋。他認為互聯網產業在過去的2018年已經達到了上一個周期成長高峰的頂點，一般一個周期前5～6年是上升期，速度很快；后5～6年是向下跌的，速度從高到低，所以互聯網產業肯定還會繼續增長，但是它不會加速增長了，和它自己過去的幾年比會減速。

程序員們自己當然也明白，完全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社交媒體的很多討論中，很多其他行業的從業者都會表達相同的意見：在現實中，不僅程序員們在加班，設計師、快遞員……有太多的行業都在大量加班。

因為常年在國外工作，齊大可總結了發達地區的情況。他發現在很多歐美發達國家，程序員都不算收入最高的那一群人，“肯定不如醫生和律師”。而中國程序員們仍然是社會上收入水平最高的一群人，享盡了紅利，所以這兩年發生的變化可能會讓他們的落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