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2012年開始，智慧城市理念開始在中國走紅。

聯系起去年全球智慧城市大會上，上海和深圳能夠從全球54個國家和地區，450個參評對象中突圍而出并奪得重要獎項，可知中國在智慧城市建設上的確略有成就。

當然，智慧城市的事情其實還在起步階段。

早前經歷很多試錯以后，我們逐漸明白智慧城市橫跨了無數學科，對任何企業和政府機構來說都是一門大學問。

互聯網公司提的理念不是金科玉律，甲方單位也應該對項目有清晰的規劃和持久的責任心。僅憑著走一步看一步、想到哪改哪的心態，最終一定做不出來具備持續生命力的智慧城市運營項目。

趨勢面前，對智慧城市應當抱有期待與信心；但對全國至少數百個智慧城市試點項目來說，對這一項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項目尤其要總結經驗，避免踩坑。

為此，本文重點選取了全球智慧城市項目的3個“失敗”案例，進而思考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問題。

案例一沒有目標，規模1.75億元的項目3年后便終止

2019年7月8日，以原告武漢智慧生態的敗訴為結果，紛紛擾擾好幾年的《武漢智慧生態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武漢智慧生態）狀告北京華勝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軟（中國）有限公司，要求退還3507.4萬元、停止合同履行》一案落下帷幕。

根據合同《智慧城項目微軟產品和服務清單及價格》可知，該項目采購產品和服務金額總計175,370,850元，絕大部分都用在了購買IT軟件、IT集成和云服務上。另外合同中也列名了神州數碼作為微軟公司指定的代理商負責供應軟件產品；藍云公司作為微軟公司唯一授權運營商提供公有云租賃服務；長天科技有限公司作為華勝公司全資子公司與華勝公司一起提供集成服務。

沒人想到，各家公司齊齊動手干活以后，到項目驗收時，卻被批評所采購的軟硬件體系在兼容性、可行性上幾乎為0，無法達到使用目的和效果。

并且除了購買大量IT基礎設施產品，項目合同簽署后的3年里（2013-2016年，一期項目金額3500萬），我們甚至看不到這個智慧城市項目究竟想要達成什么長遠目標？再有到實施過程中發現很難推進項目，直至甲方開始要求退款。

案例二僵持3年，“無解”的數據隱私擔憂問題

2015年，前Google CEO拉里·佩奇宣布成立面向智慧城市領域的新公司Sidewalk Labs，主要進行新產品開發、平臺和合作關系的創建，以解決生活成本、交通效率、能源使用等多方面的問題。拉里·佩奇認為，成立智慧城市新公司對谷歌來說是一筆“適度投資”，希望“改善全球數十億人的生活”。

但有句話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2017年，Sidewalk Labs宣布投資5000萬美元，以多倫多市中心一處社區為起點，啟動全球第一個智慧街區項目Quayside，計劃在該生活空間內安裝大量的傳感器和智能設備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更了解人們的居住、出行等問題，提供精準匹配的智能服務。

據當時報道，該項目設計的未來城市愿景覆蓋了智能家居、住宅建設、道路交通、地下管廊、建筑結構、公共空間運營等各方面場景，對ICT軟件、硬件、AI算法都有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但到2019年，以一個名為“Block Sidewalk”的民間組織請愿希望阻止Sidewalk Labs的項目推進為轉折點，整個項目陷入了長期的關于“數據隱私能否得到保障”的糾葛中，盡管Sidewalk Labs強調不會采用人臉識別技術，不會將使用者的個人信息用于商業用途。

最終一直到2020年5月該項目關閉，人們都認為其數據隱私的問題沒有得到可信的解釋，折騰將近3年后，整個計劃相當于“胎死腹中”。

更略感心酸的是，數據隱私的問題一日無解，Sidewalk Labs在其他城市的項目也會因同樣的問題難以推動。

今年2月底，外媒曝出因數據隱私爭議問題，Sidewalk Labs放棄了與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政府合作的智慧城市項目。該項目啟動于2019年5月，初衷是政府想要利用Sidewalk Labs擁有的Replica軟件產品來獲取有價值的位置數據，例如當地街道上的人數、他們使用的交通方式等，以支持政府在公共設施選址、交通管理優化等方面的決策。

雖然Replica發言人曾表示該項目并不對單個人的移動感興趣，主要分析的是特定區域內的集體運動，但或許是體會過市民對數據隱私的強烈需求，Replica公司寧愿終止項目合作，也還是拒絕了向政府部門共享過于詳細的數據之請求，盡管波特蘭市政府目前為止并未就任何服務向Replica支付費用。

案例三從0開始建設新城，卻沒有人來住

2003年左右，韓國政府在距離首爾50多公里外的仁川市，用填海造陸的方式，意圖建造一座完全智能化的城市——松島新城。一方面是為了緩解首爾的城市人口壓力，另一方面是方便在全球范圍內打造一個智慧城市樣板，吸引全球資本、企業和民眾的加入。

從一開始，韓國就計劃投資400億美元，用最先進的技術，設計出一個軟件和硬件高度集成的智能空間，包括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辦公等方方面面。

而松島新城的最大特點，正是它是從0開始建設的，完全擺脫了舊城可能存在的歷史包袱，可以用顛覆性的技術從頭武裝到腳，實現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與智能化。包括媒體報道的垃圾處理方面：在松島是沒有垃圾處理車的，而是通過地下管道系統連接，垃圾直接從人們的公寓中吸進工廠，并在那里進行自動處理。

遺憾的是，由房地產開發商（美國蓋爾公司）實際操盤的新城建設項目，在過于注重科技武裝以后，呈現了高額的入住成本，人口聚集效應式微。很多年來，松島新城連最初的吸引常住人口的目標都難以達到。

根據早前報道，松島新城設計之初是容納30萬人口，但到2019年底也只有15萬人口，只達到了設計之初的一半。可以想象，該城市中布置的大多數基礎設施因為“人煙稀少”也往往體現不出當初的投資價值。

對3個“失敗”案例原因的分析

失敗的原因在上文中或多或少已經提到。

首先在武漢智慧城市項目案例里，關鍵的問題是甲方單位缺乏一個建設智慧城市的明確頂層設計理念，而是單單被大廠優越的IT產品基礎設施所吸引，從而導致重工具購買、輕業務運營，甚至雙方作出項目合作這一舉動的原因也與更早一步的招商引資有所關聯，換句話說是拿財政投資項目換企業在當地落地。這種模式下，很難說甲方做好了充分的項目前期評估和調研，最終就陷入了權責不清、目的不清、路徑不清的泥淖之中。

第二是谷歌Sidewalk Labs因為數據隱私問題無法解決的屢屢受挫。無論是多倫多項目還是波特蘭項目，本質上并不是過于宏大而難以完成的計劃，甚至能夠帶來諸如環保、增加工作崗位、增長營收的好處；但或許是谷歌公司本身就長期面臨數據隱私的爭議，它旗下的Sidewalk Labs有更大概率被認為將會收集居民和游客的數據。

在很長的拉鋸戰中，Sidewalk Labs曾提議建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以運行“數據信托”計劃，降低自身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間的摩擦，但最終該計劃也無奈流產，因為民眾的關注點不只是第三方是否存在，而是他們能否成為第三方的一員，但很明顯，過多的讓步勢必會有損于該項目本身的商業利益。

最后再說韓國松島新城從“全球標桿”掉落為“閑置城市”的緣由，從實質看，外界的嘲點在于“產業新城”變成了房地產項目，從中很難看到整個智慧城市產業鏈的協同合作，進而才導致了產業集聚效應不明顯、人口增長緩慢，發展動力不足。

而且這種“另起爐灶”建新城的思路，雖然規避了很多舊城規劃不合理的歷史問題，但因為要承受漫長的建設周期，巨額的資金投入，一旦缺乏商業吸引力，早前的投資建設也將變得缺少意義。雖然是走了捷徑，但風險尤其不小。

何為建設智慧城市的正確姿勢？

與上面所有“失敗”的例子相反，斯坦福大學學者肯德拉·史密斯認為，智慧城市要想成功，與城市的居民息息相關。

將居民現實需求和感受放在首位的智慧城市，才有可能發展為一套成熟的城市建設模板。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在城市精細化管理方面，建設了“一網通辦”平臺，接入了2000多個政務服務事項；建設了“一網通管”平臺，接入了全市22家單位的33個專題應用、全市1400多個排水泵站、27000多公里地下排水管網、100多個防汛隊伍和車輛信息，以及接入了地圖服務、氣象服務、交通保障、應急處置等重要公共插件。

但其實這里面的重點，并不只是一套智能交通信號系統，也不只是一套智能路燈系統、智能建筑系統。智慧城市的深度內涵，著眼于能否盡可能多地將不同系統連接整合起來，其中的責任包括了政府監督、企業主導和生態參與。

因此從關于上海智慧城市建設的各項材料中，我們就看到了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智慧城市發展研究院、中國聯通、華為云、上海儀電集團、愛數信息、商湯科技、中電科數智科技等產業鏈各類型公司的深度參與。

很明顯，這是一股從上到下的堅定力量，不僅有能力使企業從中獲取商業價值，也能真正為城市帶來新的發展活力。

最后，我們再看市場研究公司Frost&Sullivan 2020年的預測：

智慧城市技術的支出預計將從2019年的960億美元增長到2025年的3,270億美元；

到2025年智慧城市將創造價值2.46萬億美元的商業機會；

到2025年全球范圍內將至少產生26個成熟的智慧城市，預計有16個位于北美和歐洲，其余位于亞洲和大洋洲。

值得相信，智慧城市的建設之路雖然相對漫長，但已經走到了增長的趨勢之上。

原文標題：智慧城市項目頻頻爛尾，我們還能再給它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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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