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在科技歷史上我們也能關注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科技創新為何總是集中在一個地點爆發？

解釋這個問題，并找到培育科創中心的方案，在今天變得愈發重要。

從美國硅谷到歐洲的黑森林，從日本的東京港再到中國的大灣區，信息化與科技產業的繁榮發展，似乎始終與某一個區位成為“科創中心”息息相關。經過不間斷的科技發展與產業革命，科創中心對一個地區、國家的綜合意義難以替代，甚至堪稱走向科技自立與現代化繁榮的核心路徑之一。

曾幾何時，每個國家都在建設自己的“硅谷”；未來，或許每一座城市都期待打造自己的“灣區”。那么我們可能就不僅僅需要了解科創中心的建設歷程，更需要解析它背后的經驗與方法。

優質的科創區位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壤。在土壤的滋養下，市場活性與科技突破并行不悖，大公司與創業生態共同繁榮。而這些目標能夠實現的前提條件，是培育出適合科技創新的土壤層。

12月7日，2021年大灣區科學論壇特色活動“灣區科創峰會”在廣州舉辦。峰會中匯集了來自粵港澳大灣區各地的科技從業者、創業者與研究人員，共同討論了“大灣區與小企業”之間的創新互動。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這場峰會恰好就是一個灣區科創土壤層的“抽樣檢測報告”。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灣區獨特的科創土壤是如何構建的，并由此提煉出一門值得更多地區參考的“灣區科創土壤學”。

如何培育“科創耕作層”？

土壤學是農學與地理科學的交叉學科，堪稱所有現代化耕種的起點。土壤學的一個核心思路在于，如何在土壤表面的風化層與底部的巖質層之間培養出適合作物生長的耕作層，并且不斷增大耕作層的厚度，增加土壤營養。

建設和發展科創區位，也是這樣一個取得平衡，并不斷拓展優勢的過程。大灣區在科創事業中的成功，并不僅僅是因為這里有良好的地理與政策優勢，更是因為產學政多方面共同努力，在不斷擴大和培育這些優勢，最終讓利好因素累積疊加起來。

培育區位中的綜合發展因素，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命題。因為一說到綜合就很難量化和細化。在全球各地培育科創中心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看到兩種挑戰：一種是政策過分傾斜于重點技術、重點行業，最終導致企業脫離市場，導致區位創新空有口號，沒有實干；另一種是放任市場野蠻生長，結果令產業鏈之間缺乏有效聯動，市場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導致底層創新動力不足，甚至滋生各種各樣的商業隱患與安全風險。

不能只用一種方法、一個目標來培育科創土壤，是歷史的經驗，也是大灣區科創區位接連取得優秀成績的原因。

在灣區科創峰會，我們見到的就是這片南國沃土，是如何在多種科創因素取得平衡與兼容的。或許可以說，兼顧市場繁榮與核心技術突破，大灣區打造了一門融合了眾多營養物質的“科創土壤學”。

黏土質：區位融合

土壤中能夠避免養分流失，抵御沙化風化侵襲的物質叫做黏土質。灣區土壤中的黏土質，就是這里在地緣區位上的聚合效應。

灣區概念最早提出時，就瞄準了粵港澳一體化的大趨勢。如今這一地緣聚合態勢愈發明顯。大灣區的科技創新中，匯集了香港、澳門的多種產業優勢，發揮了深圳、廣州兩座超大城市的區位聚合作用，更令東莞、珠海等其他灣區城市與地區深度參與其中。

在“2021年度大灣區科技創新創業精選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來自澳門、香港的創業者，在東莞等地建設企業，在深圳、廣州打開市場，已經成為一種科創產業新常態。這背后有社會經濟與政策導向的黏合作用，也有科技產業“灣區一體化”的內驅態勢。

比如我們曾經采訪過的深圳極視角，這家在機器視覺業內頗有名氣的企業，其創始人陳振杰2014年在澳門創業，2015年便將公司轉到深圳發展。因為陳振杰發現，深圳、珠海等地可以有效滿足公司的人才供應和資金需求。澳門雖然是資金密集型城市，但天使投資較少；香港雖然基礎技術人才豐富，但工程師數量較少。通過融合了大灣區多個城市的區位因素，極視角獲得了快速發展，從中也可以折射出粵港澳灣區融合的“黏土質”，能夠帶給新公司、新技術的積極推動作用。

高黏度、強融合的大灣區，是科技創新者們的第一份強營養物質。

有機質：靈敏創新

有機質是土壤營養的主要組成部分，激活著萬物生長，草木繁榮。有機質的更新速率與生長能力，決定著土壤的肥力與可持續發展。

科創區位中的有機質，是一個相對復雜且多元的概念集合。技術創新、創業活力、人才吸引力等等因素共同構建了“有機質”的整體?；氐綖硡^科創峰會的視野中，我們可以發現靈敏創新的特性在灣區展露無遺。技術新銳化、創業低門檻與人才年輕化，勾勒出了灣區科創的“機質”圖譜。我們可以在峰會中看到這樣幾個趨勢。

一、前沿起舞：峰會中得到展示與賦能的企業，呈現出技術多元化、前沿化的特質。大家的技術關注點非常靈活，但又以關鍵技術創新作為內核。從人工智能、VR這類前沿的信息技術，再到半導體、航空航天這些的底層核心技術，可以看到各個賽道都有創業者、創新者的投入，大灣區成為前沿技術的舞臺。

二、萌芽企業的溫床：灣區的科技創新創業，已經集中體現為用低門檻、低成本的創業通道。只要具備足夠的活力與潛能，就可以在灣區找到培育萌芽企業的養分。

創立于2018年的東莞松山湖創龍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鄧文俊來自香港。但在香港時身邊人普遍不看好他的創業之路，于是時年29歲的他來到大灣區尋找機會。在走訪了大量灣區城市之后，一次松山湖的創業路演活動中，鄧文俊對接到了一家當地制造業企業，成功賺到了10萬人民幣的第一筆收入。如今，創龍成為了一家以AR為主要業務的技術服務企業，為灣區發達的制造業提供數字化支持。

三、Z世代到來：峰會中，粵港澳的青年科技創新創業者占比非常大，85后、90后成為了創新主體。Z世代在這里可以擔當起科技創新的主軸，人才年輕化趨勢非常明顯。在灣區科創峰會中，可以看到Z世代已經成為創新創業的一線主體，既有創業者，也有一線企業的技術負責人、重點實驗室的技術領軍者。人才年輕化和創業年輕化，已經變成了灣區的一個標簽。

無論是技術、人才還是創業，在灣區都展現為高活性、高效率的特征。這些科技活力與灣區的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互為表里，推動了科創中心的持續化、生態化成長。

母質：頭雁效應

土壤中的各種營養物質都來自母質。培育一片新的耕作土壤，最重要的是找到適配的母質。就像戴爾、IBM等大公司激活了硅谷的創新潛能一樣，大公司帶來的頭雁效應也是灣區科創區位發展的核心。

集合了華為、騰訊、平安等頭部科技公司，讓灣區科創中心有著清晰合理的結構，并且在技術與產業發展上有著明確的帶頭作用。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灣區科創峰會中，帶來了《中國科技創新與科創灣區》的主題演講。他著重分析了“共享創新”對于灣區科創的意義?；诠蚕韯撔履Ｊ?，灣區有效發揮了大企業的作用，形成了基礎科研力量的聯合態勢與協同創新?？萍坚绕鹬?，灣區展現了先強帶后強的共享創新模式。這也就是國家在人工智能等領域提倡和推動的“頭雁效應”。

以灣區科創峰會中，騰訊對中小型科創公司的賦能方案為例，我們可以大公司的頭雁效應有以下幾個方向的呈現。

一、前沿技術探索上，可以借助頭雁為先鋒，搭建平臺化創新體系與技術生態，從而增強整個區位的產業活力。對于人工智能、物聯網、VR等基礎核心技術來說，中小企業很難“重新造車輪”，也缺乏大范圍探索前沿科技領域的資源。而騰訊等大公司在前沿技術探索中，既可以作為排頭兵，也能成為鋪路者。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領域，可以看到頭雁企業為產業生態帶來了有效的開拓效應。

二、市場培育上，頭部企業能夠有效打開商業空間，拓展市場范圍，從而增強了中小企業與供應鏈企業的市場機遇。中小科創企業的活力來源是有效、高精度的市場空間對接。而這往往有賴于大公司進行市場開拓，并在此基礎上分享市場，搭建結構化的市場供應鏈。在市場上，頭部企業與創新企業更多是互利互助，彼此依存的關系。

三、共享創新上，頭部企業可以共享自己的基礎技術、產業平臺，將之變成有效的產業化公共產品，從而避免創業者自己造輪子，反復浪費社會創新資源。頭部企業還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賦能方案幫助中小企業。

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間，騰訊會議可以遠程解決生產制造協同排期、全球溝通等問題，解決了大量中小企業突然面對的溝通協作難題；使用騰訊PerfDog，很多互聯網創新企業完成了高效率的app性能測試，推動自身創業項目更穩定、高效、低成本走向市場。

在產業平臺與生態上，也可以看到大公司鮮明的共享創新特性。比如去年年底開始運營的騰訊工業互聯網粵港澳大灣區基地，就將騰訊的技術與生態能力，依托佛山區域優勢帶給了大量灣區企業，推動了政府、企業、服務商、平臺等多方的共贏發展。

灣區的母質，同樣也可以是更多地區打造科創中心時的母質，頭雁效應可以說是聚合科創區位時不可或缺的一種養分。

結束語：一本“灣區土壤手冊”

如今，我們正在積極探索科技自立自強，推動補齊短板，解決“卡脖子”的科技難題。

但在這一過程中應該看到，底層技術創新能力培育與科創區位中心形成，并不是一件單向度工程。它需要融合發展與綜合因素的培育，如果過分強調單一技術突破而輕視市場規律、創業創新生態的繁榮，很可能陷入技術不適配需求、政策與市場脫節等問題。而且，科技自立的根本命題不是解決某個技術的“卡脖子”，而是如何能夠從此不被任何技術“卡脖子”。

從灣區的“科創土壤”培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探索經驗。這里推動的科創區位發展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在市場活力與產業引導之間尋求平衡，融合大公司、創業者、人才、政策、地緣與經濟等諸多因素，共同培育出具有長久活力的區位生態。

或許可以說，灣區已經用實踐寫出了一本要素鮮明、理念創新，具有先行示范價值的《科創土壤培育手冊》。

它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灣區，更在于必然要擁有更多灣區的中國科技產業，在于擁抱科技自立的確定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