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已經走過了非洲和南亞，在貧瘠的社會土壤之下，數字技術的不均衡十分突出，科技和女性的關系，似乎只能像螢火一樣在微光中相互映照。

但全球女性的境況也是千差萬別的。比如以世界上最幸福的居住地而聞名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無論科技還是女性，都處于一個發展良好的環境之中，似乎是“烏托邦”般的存在。

·科技創新繁榮。

北歐地區的技術創新在全球范圍內都處于領先地位，擁有愛立信、沃爾沃、諾基亞（Nokia）、Skype、Opera、憤怒的小鳥Angry Birds等全球知名品牌。2017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在最有可能達到500億美元估值的五家歐洲企業中，有四家是北歐公司，分別是音樂流媒體服務Spotify、電子發票公司Klarna以及游戲公司Supercell和Unity。值得一提的是，北歐地區人口只有2700萬，所以人均GDP輕松碾壓美德英日等國家。

·教育理念先進。

北歐社會的創新氛圍，從兒童教育上就可見一斑。孩子們從小就被培養著不怕冒險和大膽思考的精神，大學也鼓勵學生創業。這種持續激勵人民生產力的教育方式，使得北歐教育在全球范圍內都廣受贊譽，也為北歐國家輸出了大量高技能、具備良好教育的科創勞動力。網絡安全公司Yubico的首席執行官Stina Ehrensv?rd認為，瑞典兒童在人生的每個教育階都被鼓勵的獨立性，是該國創新的驅動力：“我注意到我的瑞典團隊實際上比我的美國團隊更具挑戰性，因為他們常常會提問。”

（Yubico首席執行官Stina Ehrensvard）

·社會平等包容。

北歐地區的另一個特點，是社會平等程度極高，既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為同工同酬、公平的職業發展機會，人們很容易將同事視為盟友，而不是對手。“卷死你們”這種事在北歐很少發生，如果一位老師希望有一周休息時間，其他老師會聯合起來接他的課。此外，北歐的性別差距，也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也是最小的，五個北歐國家都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的144個國家中名列前茅，其中丹麥、芬蘭、冰島和挪威的總理都是女性，瑞典議會中女性占比達到47%，這里也是全世界勞動力市場中男女比例差距最小的地區。

在這樣高度幸福感的地區，女性是不是就能充分擁抱科技、展現創造力了？換句話說，北歐是不是女性與科技的終極模板呢？

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

按理說社會平等、科技發達，北歐女性的科技從業數量應該不低才對。但實際上，以瑞典為例，女性投身科技的比例反而極少。在IT和計算機領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員工是女性，工程與技術領域，只有四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女性。

這也使我們開始好奇，在號稱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方，女性與科技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今天我們就一起走進烏托邦的月之暗面。

人均創新的科技，什么樣？

今天全世界人可能壓根沒聽說過北歐，但一定用過北歐的科技。世界上第一臺移動蜂窩電話，就緣起于北歐。直到今天，北歐依然是全球科技創新的一面旗幟，非常亮眼的領域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生物科技。

生命科學領域是北歐的傳統優勢。2005年，生物技術和醫療技術占瑞典所有風險資本投資的近三分之一，此外，政府也投入了大量公共資金支持生物科技發展。丹麥盡管面積只有硅谷大小，卻擁有八所大學、六所大學醫院和140多家生物技術公司，研究人員在人均生物技術專利的數量上也領先于世界。在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學計劃之一EIT Health Scandinavia中，聯合開發的89家初創公司，有14家都來自北歐地區，其中3家被選入COVID-19 Headstart重點計劃。新冠疫情期間，挪威科技大學（NTNU）開發了一種新的Covid-19測試方法已在國際上使用。

2.ICT信息與通信技術。

北歐國家，引領著整個歐洲的數字化進程。“因為沒有4G只能看書”“信用卡成熟而抗拒移動支付”之類的新聞，很少出現在北歐。這里的數字基礎設施明顯高于歐盟平均水平，因此數字服務也十分發達。幾乎所有的北歐銀行都開始自己投資新的IT系統和數字商業模式，各種網上銀行服務正在越來越多地被使用。

截至2020年，丹麥和挪威是歐洲移動互聯網普及率最高的國家，約90%的人口使用移動設備瀏覽互聯網，高于歐盟70%的網絡平均使用率。超過80%的瑞典人口使用移動電子身份證。

從0G到5G，北歐是移動通信創新的核心地帶，也一直對下一階段的數字發展雄心勃勃。早在1876年，30歲的拉爾斯·馬格努斯·愛立信（Lars Magnus Ericsson）在斯德哥爾摩市開了一家電話設備修理店，此后，愛立信、諾基亞等就引領了人類進入移動通訊時代。在5G階段，北歐也在新標準指定、物聯網解決方案、運營商網絡等創新上做出了許多關鍵貢獻。

3.綠色科技。

靠近北極圈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對于新能源和綠色科技的重視是緊急而迫切的。近年來北歐國家都在積極努力，如何改變依靠石油資源的局面。

微軟、谷歌等云廠商也都在北歐落地了數據中心，探索無碳排放的計算模式。微軟瑞典總經理Hélène Barnekow說，微軟的瑞典數據中心是世界上最可持續設計和運營的數據中心之一，是微軟第一個使用Preem Evolution Diesel Plus運行備用發電機的地區，該燃料含有至少50%的可再生原材料。

挪威數字化部長Linda Hofstad Helleland預測，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使用可能會使挪威的GDP增長翻一番，需要更多的數據中心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挪威政府也發布了可持續數據中心戰略，在2019年和2020年期間投資了3億美元（27億挪威克朗）用于新的數據中心。

（右邊的女性為挪威數字化部長Linda Hofstad Helleland）

4.網絡服務。

堅實的數字基礎設施，鼓勵創業創新的社會氛圍，為移動互聯網鋪平了道路，也讓北歐誕生了大量初創企業。 比如在線游戲領域，芬蘭游戲工作室Rovio打造的憤怒的小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手機游戲之一。除此之外，瑞典和芬蘭的在線賭場（當地是合法的）也很受歡迎，擁有Digital Illusions等知名游戲開發商。2008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成立的音樂流媒體Spotify，是該領域最大的品牌之一，覆蓋了全球61個國家和地區。其他如在線金融、信用支付、電子商務等，在北歐都很活躍。

（北歐電子商務2018，by PostNord）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們沒有刻意在北歐科技版圖中提到女性能做哪些，這是因為深入北歐DNA的平等主義思想，是最早立法拆除女性從事職業障礙、規定性別配額的地區；加上北歐國家不像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極度崇尚自由市場，科技發展很大程度來自國家支持，芬蘭商務部、挪威官方機構“創新挪威“等，都是當地初創企業的資金來源……這些都決定了，北歐女性的數字普及度極高，女性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男女就業比例均衡。所以，北歐科技領域出現女性身影，是正常且必然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數字部門的女性領導者之外，冰島最大的公司之一Isavia的數字發展總監也是女性，有專門扶持女性企業家的投資機構如Nordic Female Founders。

好了，北歐女性贏麻了，本文結束……

開個玩笑，實際上，盡管北歐科技在全球領先，女性境遇也很友好，但北歐女性卻依然存在一個著名的悖論——Gender-Equality Paradoxin性別平等悖論。

性別平等悖論，是科技女性的終極詛咒嗎？

2017年《科學》雜志上的一篇研究文章《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中的性別平等悖論》（The Gender-Equality Paradoxin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 Math Education）提出，一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程度越高，女性選擇數學和科學職業的可能性就越小。

看似違反直覺的現象，真的存在。

密蘇里大學的斯托特（Stoet）和大衛·吉里（David Geary）發現，大多數國家，女孩往往更擅長數學和科學。但在挪威和芬蘭等性別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女性在STEM領域的大學畢業生中所占比例不到25%。反而是性別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和土耳其，女性在STEM學位持有者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學習STEM的女性百分比的趨勢）

其他機構的數據也支持了這一結論，根據Samordna opptak（NRK 2019）的數據，瑞典接受IT教育的女性比例從2008年的20%小幅增加到2014年的23.3%，丹麥學習信息技術的女性比例自2008年以來，一直停滯在27%左右。北歐地區的技術領域性別差距，幾乎是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反而性別極不平等的中東地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女性STEM畢業生最多的國家之一。

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北歐國家更富裕、更包容，女性有經濟自由來追求自己的自然興趣，這時候她們會更多地轉向人文學科，有小孩的女性也因為有家庭友好時間與福利保障，更愿意選擇低薪但靈活的工作。而那些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由于經濟機會較少，相對高薪的STEM職業對女性更具吸引力，吸引她們主動選擇。

既然不選擇STEM工作，是北歐女性的自由選擇，國家和社會急什么呢？

一方面，北歐科技產業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缺人。

到2030年，僅丹麥就將面臨約19000名ICT專家的短缺。瑞典的情況似乎更加令人震驚，到2022年，該國將面臨70000名具有IT或數字相關能力的人員缺口。IKT Norges 2017年的年度能力調查顯示，有38%的挪威公司表示，他們有空缺的IT職位但招不到人。

選擇學習STEM科目和從事科技職業的年輕女性比年輕男性更少，完全跟不上科技產業發展的速度。想要培育出更多國際型獨角獸企業，填補人才缺口是最重要的，十分需要更多女性加入這個行業。

其次，作為將平等刻入DNA的社會，北歐十分擔心隨著數字化生活的全面普及，婦女和女孩不能作為有技術能力的公民參與這一進程，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平衡性。一位丹麥青年信息員還指出當女性沒有參與到技術創造中時，可能導致最終產品中有明顯的遺漏。“比如蘋果公司有一個健康應用程序，當它推出時，沒有一個功能可以讓你跟蹤你的月經情況。因為團隊中沒有任何女性，所以他們就忘了。”創新團隊越是多元化，就越能跳出既有的思維框架，保持高水平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并確保技術能夠適應更多人口的需求。

此外，隨著技術行業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高薪、有影響力的職位開始出現。在丹麥，到2025年需要6500名工程師和3500名科學學科畢業生，女性如果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未來在收入水平上會進一步拉大差距。

為了提升女性的科技參與度，各國政府也在加大力度。

2017年10月，瑞典政府通過了一項國家數字戰略，希望在三個重點領域：“每個人的數字能力”“平等訪問”和“研究和監測數字化的可能性”加大力度，成為數字化領先國家。挪威政府的政策文件Digital agenda for Norge，也將在整個學校系統中提供更多的編程和技術方面的教育機會。丹麥則推出了2016-2020年丹麥公共數字化戰略（f?llesoffentlige Digitaliseringsstrategi），作為丹麥公共數字化聯合戰略的延續，努力提供數字學習的相關資源和工具。

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正因為已經足夠幸福，要保持下去，女性反而要主動更進一步，積極擁抱科技。

選擇的自由？還是隱形的勸退？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這句話用來形容北歐女性“不選擇科技行業的自由”，倒也十分合適。

《The Gender Gap in Technology in Scandinavia Full report》報告中，分析了北歐女性為什么不選擇STEM學科和科技工作，結果是，性別偏好的影響是很少的，真正導致選擇差異的還是社會規訓與外部支持。

影響因素之一，“女孩能做什么”的定型觀念。

即使是在北歐，女孩們從小也會聽到“你是一個女人，怎么能編程？”“女性很難理解軟件的抽象層次，因為她們的智商一般都比較低”“女性更擅長人文，而男性更擅長理解抽象層次和邏輯推理”等觀念，男孩在圣誕節收到STEM玩具的可能性比女孩高三倍。

從幼兒園開始，性別觀念就開始被內化到孩子的認知當中。DEA（2019年）對丹麥10-11歲兒童的調查發現，到了初中階段，許多女孩已經開始對STEM失去興趣，并且恢復程度有限。

影響因素之二，教育者和家長的鼓勵缺失。

一項為期一年的縱向研究，調研了荷蘭小學的 91名教師和1822名高年級學生，發現當女教師對科學和技術教學表現出較少的熱情時，女童的積極態度也會降低。父母的影響也同樣， 對STEM感興趣的年輕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有對STEM感興趣的父母。

丹麥學習和IT專家Eva Fog在回憶她在20世紀90年代初與電腦和互聯網的第一次互動時說：“大概在十歲的時候，我對技術一見鐘情，我的父母思想非常開放，但沒有人認為我是一個可以使用技術的人。在這一點上，我是孤獨的。”

在北歐，只有26%的女孩父母認為孩子應該選擇技術和IT相關的課程，70%的家長認為男孩比女孩對科技和IT更感興趣。無法得到鼓勵的正強化，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被動勸退”。

影響因素之三，學校STEM課程的設計不當。

縱然女孩愿意學、家長鼓勵學、老師愿意教，但“怎么教”卻成了問題。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已經推行了數字戰略，將編程、計算機技能、信息技術和媒體等納入到小學課程當中。瑞典的2019年1-7年級學生的教育時間計劃中，小學生將有47小時分配給“技術”，初中增加到65小時，高中增加到88小時。

政策有了，但技術課程該如何進行，仍然有待探索。很多學校教授技術和科學等課程的方式，并不吸引女童，甚至很多男孩對此也感到無聊。

有專家認為，這是因為現有的STEM課程將化學、數學、物理、信息技術等各自分開構建，但事實上這些科目知識是相互交織的，只有知道各學科之間的聯系并創造性地融合使用它們，而且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生們才有興趣探索自己能用這些知識做什么。

影響因素之四，社會團體的氛圍支持。

在女性的求學和工作過程中，如果課外活動或成長環境中缺乏女性群體的氛圍，也會讓那些想要追求這些活動的女孩 感到非常孤獨，并與同齡人格格不入。

“和群體不同”的恐懼，會降低女性選擇技術類的信心與行動。尤其是女童和年輕女性，她們會產生“如果我這樣做人們怎么看我？我的朋友對它感興趣嗎？如果沒有那我就會成為異類，我就不想去做了”的想法。

因此，總是強調一個領域女性太少，還很可能適得其反。

無論求學還是工作，如果能有一些女性教育者、女性職場導師帶路，會更吸引女性參與進去。

當然，影響北歐女性選擇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女性創業公司拿到的投資更少、職場騷擾與歧視等等長期不均衡而積累的問題，我們不過多贅述。事實上，一些研究也發現，從孩童時期開始培養女性對STEM的興趣，是更有效、更長遠的方法。

北歐女性，在秦香蓮和花木蘭之間

非洲、印度的女性，往往限于一種“秦香蓮式”的形象中，代表著舊時代和弱者；而現代中國的女性，又處于一種“花木蘭”式的境遇之中，要和男性一樣成為英雄。

而北歐女性的選擇，或許是第三條路。既不是弱者，因為社會福利和平等觀念已經很完善；也不強逞英雄，更愿意選擇人文、社會類學科和工作。

而一個有意思的情況是，為各行各業和國家提供性別平等認證的組織EDGE，大約為近40個國家和近20個行業進行了認證，只有兩個機構獲得了最高級別的肯定，一個是宜家的瑞士分公司，另一個是SAP的中國分支機構。

是的，與北歐比肩的，是一家中國分公司。

目前，中國的女性主義學者的主流看法是，中國以強有力的方式保護并支持了女性解放，推動著男女平等的實現，這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十分先進的。

這也讓中國女性開始扮演“花木蘭”的角色。可以看到，當下很多中國女性科技從業者，必須承擔起兩個“全職工作”，既需要投身科技創新創造，也需要完成婚姻、家庭賦予的“母職”。

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在《涉渡之舟》中提到，“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標語口號，讓當代女性面臨雙重生存壓力。

看起來，中國女性科技從業者似乎沒有花木蘭那樣，“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的“后路”。

但北歐的“性別平等悖論”，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看似自由的選擇未必是真正自由的，也可能指向逃避。

事實上，作為世界上性別最平等的國家，北歐女性遭遇親密伴侶暴力（IPV）的比率反而不成比例地高，伴侶對女性實施暴力行為的平均發生率，丹麥為32%，芬蘭為30%，瑞典為28%，而歐洲平均水平只有為22%。《社會科學與醫學》（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的一項研究稱之為“北歐悖論”，而原因之一，或許來自女性選擇在家或低薪工作的矛盾。（施暴者肯定是錯的，咱們只討論怎樣控制風險。）

有時候，女性其實需要一種壓力、一種力量，推動她們去擁抱科技、擁抱未來。這不僅是為了國家或產業的進步創新，也是為了自我走上更高遠的臺階。

北歐已經在女性與科技的關系上，展現出了至少兩種“悖論”。或許有生之年，我們都不會看到一個完美的世界。那么在此之前，至少在科技領域，不妨愿天下多一點花木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