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以來，腦極體圍繞“女性科技”探討了不少話題，結合一些反饋，以及網絡中討論性別議題時的現象，我們發現了幾種現實情況：

1.達成不了“共識意見”。

女性主義流派眾多，不僅男女之間大多理念不同，女性群體內部的視角與主張也是千差萬別的，女高管和流水線女工對于女性地位的感受不同，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所遭遇的性別歧視也不一樣，關注焦點、出發點都不一樣，誰也無法說服誰，最終變成無意義的觀點論戰。

2.解釋不了“新興問題。”

女性技術哲學的重要思想都是在上世紀奠定的，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興起，讓很多技術如腦機接口、無性繁殖、基因編輯等從幻想落進現實，這些新技術、技術的新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無法再用傳統理論去解釋。舉個例子，今年蘋果iOS系統增加了“懷孕的男人”emoji表情包，“男媽媽”這一生物技術正在成為現實，究竟是將女性從生育之苦中解放出來的福音，還是削弱了女性在性別關系中的地位呢？現有的技術哲學和女性主義理論似乎都沒有現成的答案。

3.回應不了“中國問題”。

網上有一種“薛定諤的平等”，某些問題如職場年齡歧視、防范性騷擾等方面國外形成了更完備的制度，而某些問題如墮胎權、“冠夫姓”等，中國女性的境遇至少在法律層面是更進步的。所以，如果忽略不同文化“母本”的差異，是無法準確地解釋中國科技的發展及中國女性的境況。

上述挑戰，反映了當下女性境況之復雜、女性議題之挑戰。誠實地說，我們此前的一些討論和視角也未能免于狹隘。在更新自身知識體系的同時，也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更聚焦、更易于理清思路的角度，來繼續女性與科技的故事。

我曾在中學課文中讀過一篇《核舟記》，在小小的果核上雕刻出各類事物、各具情態，這是中國傳統手工藝人的神技。我們也嘗試以一些具體的技術為核，雕刻可能改變女性未來命運的科技之舟，給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恰逢最近美國推翻了在墮胎權問題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伊訴韋德案”，“孕育”作為男女生物性的差異，應該不存在爭議。所以本系列的第一篇，我們就從生育技術說起，去看看生物科技革命曾走過的歷史，給女性帶來的變化，在未來又將打開怎樣的進路。

擺脫生育之苦的技術有哪些？

弗洛伊德有句名言：生物性即命運。他認為，人生是“自然世界”的選擇。這種“自然決定論”，通過生物學上的差異來區別對待男女，在歷史上已經多次受到過女性主義者的批判。但想必大家發現了，盡管如今也出現了一些“跨性別者”，性器官的不同依然對男女的人生帶來較強的影響，尤其是生育給女性造成的死亡威脅和“母職懲罰”，都是現實存在的困境。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之后，約一半的州禁止墮胎，引發了大量的反對意見和人權組織的關注，核心原因就是會讓一些女性的生殖健康面臨巨大風險，提高孕產婦的死亡率。

生物性的母親身份，不分階級、種族，對于女性來說都影響深遠。而生育技術，就是那個改變女性命運的科技之核。

介入生育的技術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少懷孕技術Less Pregnancy ，另一種不懷孕技術No Pregnancy。前者的目的是減少意外生育，又細分為：避孕技術、流產技術、試管嬰兒技術等。后者則更進一步，希望通過“人造子宮”、無性繁殖技術等，改變女性“生育機器”的命運。

這些技術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說，每一次生育技術革命，背后都是一系列綜合科技進步的結果。

一來，材料化學的進步，擴展了工具的能力。

在早期原始社會中，絕大多數避孕技術并不是基于科學的，比如影視劇中經常出現的滑胎神器“麝香”，古代歐洲還流行過佩戴似黃鼠狼的睪丸等護身符避孕。而一些可能有用的技術則很粗糙，比如由皮革、麻布、羊腸等制成的避孕套，效果也并不理想。

真正極大改變女性命運的避孕技術革命，靠的正是材料的進步，十九世紀查爾斯·固特異（Charles Goodyear）發明了一種“硫化”工藝，使天然橡膠更耐用，不會像以前那樣開裂，不僅徹底改變了輪胎、運動鞋等用品，也開創了避孕技術的新時代。1839年，橡膠被用于制造高質量的避孕套，失敗率可以下降到2%，讓女性擁有了懷孕與否的選擇權。

另一個提高生育安全性的工具，是內窺鏡。各國古代就有通過外力擊打女性腹部來導致胎兒流產的手段，如“搗衣杵舂其腰”，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胎產書》，則記錄了通過針刺讓孩子死于腹中的記錄。這些方式無疑都是很不安全的。1853年，法國醫生開發了一種用于檢查尿路和膀胱的儀器，從此內窺鏡開始被用于腹腔、胃鏡等醫療檢查，直到1937年，腹腔鏡才開始被用于婦科檢查，診斷異位妊娠的情況，大大改善了流產手術的安全性。

二來，生物科學的發展，豐富了對于生育的認知。

直到20世紀中期，科學家們才普遍承認，人類的生命始于輸卵管中精子受精的那一刻。隨著對生育活動有了更深的理解，加上當時女性開始承擔更多的社會工作，不停生育變得不切實際，于是人們開始渴望一種能夠有效預防意外懷孕的藥物。最終醫學博士約翰·洛克（John Rock）在1950年代制造出一種高劑量黃體酮的合成藥物，經過臨床試驗和官方審批之后，終于開創了可靠避孕的新時代。

有研究顯示，避孕藥推廣之后，女性的整體學歷得到了明顯提高，為進入公共領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1970年至1990年期間，醫學和法律等職業的女性比例就增加了30%左右。

和避孕藥同時出現的，還有流產藥物。1982年《紐約時報》報道了一種新的避孕藥RU-486米非司酮，通過中斷黃體酮信號，讓身體認為不適合繼續懷孕了。總的來說，藥物流產相比于手術，更能夠保護女性的隱私、減少器質性傷害。同時也因為其操作的隱蔽性，增加了醫療意外的危險。

當然，避孕也罷，流產也罷，都必然會對女性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有沒有一種可能，徹底改變生育與女性的關系呢？人造子宮+無性繁殖，為人類提供了自然生育之外的一條道路。

2002年2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人造子宮內膜，并在一個“人造子宮”里培育了人的胚胎，這被視作“克隆人”技術之后的又一顆生物學“炸彈”，它意味著生育可以脫離女性的身體而單獨完成。

上述實驗在幾天之后被叫停，但科學的腳步并沒有終止，一直沿著更長時間、更健康的路線不斷“發育”著。近期較為重磅的進展，是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的團隊，首次用人造子宮將一個小鼠胚胎培養了6天，達到小鼠整個妊娠期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人類的胎兒階段。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生殖科學家大膽預言功能齊全、可全程孕育胚胎的人造子宮有望在未來10年內誕生。

人造子宮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則是“男性媽媽”，在男性的腹腔中制出一個“人造子宮”，再將受精卵植入其中，最后通過剖宮產順利取出嬰兒，盡管目前技術還很不成熟，但理論上是可行的。

而人造子宮的出現，也被認為是男女最終有機會實現生物學平等的關鍵，性器官差異徹底變得無關緊要，是“偉大的生物和社會均衡器”。不僅女性可能擺脫生育之苦，男性也可以不依靠女性生孩子。同性伴侶、跨性別者、被迫代孕者，都可能從這一技術中受益。

不僅一些女性主義者如哲學家費爾斯通，贊成通過人造子宮來解放女性，特斯拉創始人兼 CEO 埃隆·馬斯克、“以太坊”聯合創始人維塔利克·布特林等男性科技人士也曾在公開場合認可這一技術。

可以發現，沒有多種技術的進步，就沒有女性從生育困境中的一步步解放。這至少說明了兩點：

1.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本質是人類對自然的改造，這其中必然包含對生物性的改造，因此男女的生物差異也必然會隨著技術進步而消解，這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勢所趨。

2.當下探討性別議題，多停留在對政治文明、社會文化、制度規范法律的探討和補足，這固然是重要的，但也是緩慢的，還可能出現美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這樣的大倒退，卻常常忽略了科技這一重要手段。而這或許才是最關鍵的手段。如果生物性是命運，那技術將改變命運。

女性化的技術，男性化的醫療

毫無疑問，生育技術是一種“女性化”屬性明顯的技術，它的核心是圍繞女性孕產而產生的，然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女性與生育技術也出現了兩種情況：

1.生育技術給女性造成了新的傷害。節育環、避孕藥、流產手術等，這些新技術的出現也給女性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和副作用。以避孕藥為例，其副作用就包括了惡心、頭暈、嘔吐等情況；由于醫療資源的欠缺，相關知識的普及度不高，已經懷孕的女性也容易因為流產技術使用不當而危及生命。此外，現代生育技術在一些落后地區，可能成為“選擇性生育“的工具，給孕育女嬰的女性帶來精神壓力。

2.生育科技的研發依然由男性主導。前面提到的幾乎所有生育技術創新，都是由男性發明的。STEM學科和工作中，女性的比例都大大低于男性，形成了以男性為中心的職業標準，這使得進入醫療領域的女性不僅要付出更多努力來學習生育技術，有時候還必須去除掉女性特質以“融入”群體，轉變成男性化的“女醫生”。一方面加深了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認為男性在生育技術上的專業性更強；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歷史上沉淀下來的具有男性化特征的醫療技術繼續應用，無法得到糾正。比如婦科檢查時一些侵入性工具的使用，由男醫生來操作令很多女性感到尷尬，目前一些具備人文關懷的醫院，為了讓女患者更容易接受，會規定男醫生診療時必須同時有一名女性醫務人員在場進行輔助或陪伴。

如前所說，技術可以改變命運，而想要改變女性的生育命運，需要的是女性本位、人性本位的技術。這也引出了生育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

其一，是支持并推動女性科學家、研究者、醫生的求學就業，改變生育技術系統中深度嵌入的男性化特征。

其二，是增加女童、基層女性、落后地區女性的性教育。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女性，無法及時得到避孕等現代生育知識和技術，從而陷入生育致貧的境況。肯尼亞就在其2019-2020年行動計劃中提出，要建立縣級預防青少年懷孕多機構小組。

其三，是通過數字技術來提高生育技術的創新效率、可及性、使用率。目前，數字技術正在加速推動醫療、制藥、生物實驗、基因工程等領域變得更加安全、精準、普惠。我們曾采訪過一個案例，尼日利亞的生命銀行（Lifebank）通過實時高速網絡，解決血液運輸和分配的效率挑戰，及時將血液等醫療必需品送到醫院，成功挽救了許多分娩中大出血的產婦。而它的創辦者正是一位女性和母親，名叫特米·吉娃·托布森。目前，全球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都處于高速增長期，未來“數字+生育”將不僅僅是科學家的舞臺，也將吸引更多女性以各種角色、豐富多元的能力加入進來，催生更多生育技術革新，或許將是“girls help girls”的一種硬核打開方式吧。

當然，生物科技革命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呢？答案是肯定的。

新生育技術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終面臨著倫理的拷問。事實上，就連避孕套的推廣，都經歷了一段與美國政府和宗教人士的博弈，在避孕套發明的20年后，美國《康斯托克法案》中還將色情制品、人工避孕和所有淫穢材料定為非法。而人造子宮、基因編輯、試管嬰兒……這些“逆自然”的生育技術，當下在西方同樣被認為是挑戰神的存在，也必然要經歷文化、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地考量，最終選擇性地進入現實。

另外，生育被認為是女性的價值之一，如果女性不再是唯一能夠生育的人，那么社會地位和生活境況會不會進一步惡化，也引發了很多女性主義者的關注。上個世紀就有學者提出，人造子宮技術將導致女性的死亡，如果她們放棄生殖能力，可能會面臨暴力。

性別議題可以收斂為技術問題，技術本身也承載著復雜的社會要素，這也是女性科技值得關注的地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內核不會更改，而女性與生育的更多可能性，正在其中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