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機器論片段”對機器在勞動實踐中的地位作了充分說明，為今天理解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應用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其勞動實踐中通過社會建構形成了微觀權力網絡。時下熱議的人工智能標準、倫理與風險等重要社會問題，乃至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發展問題，都與勞動實踐中技術的社會建構密切相關。其中可能出現的技術不平衡發展或異化問題，要以馬克思主義科技觀為指導，以技術應用的地方性特征為基礎，通過制度建設與勞動實踐的協調發展來加以解決。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從追求機器自動化逐漸變為追求機器智能化，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讓計算機完成人類心智（mind）能做的各種事。21世紀，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成為新一輪技術變革和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賦能型技術。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均把發展人工智能技術上升為國家戰略，爭相布局。***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

人工智能催生了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如何理解機器在勞動實踐中的地位，以及人工智能高新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應用，成為重要的時代課題。對此，馬克思“機器論片段”——即馬克思提出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以機器為線索的論題是馬克思主義科技觀中的重要內容，關于機器的論述主要出現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機器論片段”、《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和《資本論》第一卷中的“機器和大工業”等論斷中。馬克思對機器、生產力與勞動關系的分析，蘊含了對科學技術本身的實踐性反思。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可應用于人類生活廣泛場景中的技術系統，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機器生產，更加徹底且廣泛地解放了人的體力勞動甚至腦力勞動，改變了以往的勞動關系，但同時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也形成了新的勞動實踐，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因而，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治理也隨之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過，人工智能應用引發的這些變化，仍然是機器體系的出現帶來的勞動與資本關系變化的延續。有鑒于此，本文以馬克思“機器論片段”為學理基礎，對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社會應用進行理論反思，希冀以此為人工智能的治理提供鏡鑒。

一、“機器論片段”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勞動實踐

馬克思指出：“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中蘊含著巨大的革命力量。”“機器論片段”引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在馬克思這里，“一般智力”是一種社會總體智力，并通過科學技術外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生產力。維爾諾（Paolo Virno）將馬克思的“一般智力”看作機器體系中的科學表征，是一種固定化的資本。實際上，這種“一般智力”不僅包含著科學知識本身，也涵蓋了產生知識所需要的各種主觀能力，是一個兼有智力主體與對象的雙重概念。

（一）“機器論片段”中“一般智力”的內涵演變及其與實踐的關系

“一般智力”與主體的勞動和勞動過程相結合，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作為主要生產力的知識，更是勞動者在實踐過程中內在能力的外化。只有在實踐過程中，“一般智力”才能得到真正體現。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說：“在以前的生產階段上，范圍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是同勞動本身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并沒有發展成為同勞動相分離的獨立的力量，因而整個說來從未超出傳統的手藝積累的范圍。”由此看來，這種“一般智力”也受到科技發展本身階段性的制約，于是在馬克思所處的機器大工業時代的語境中，自動化的機器體系作為一種勞動資料而具有一種獨特的社會屬性。馬克思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資本通過占有“一般智力”從而形成了固定資本，這是機器大工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一般智力”與機器共同作為生產資料形成了固定資本，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固定資本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固有的屬性；它既包括科學的力量，又包括生產過程中社會力量的結合，最后還包括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即死的生產力上的技巧”。

在“機器論片段”中的一個核心理論就是這種固定資本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當資本加入生產過程中后，勞動資料的最后形態就是機器，用馬克思的話說是一種“自動的機器體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也拓展了“一般智力”的內涵。在馬克思的機器大生產語境中，工人是作為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科學通過機器的構造驅使那些沒有生命的機器肢體有目的地作為自動機來運轉，這種科學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識中，而是作為異己的力量，作為機器本身的力量，通過機器對工人發生作用。”

這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一般智力”內涵的變化，使得社會智力整體上獲得了提升；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機器的自動化與智能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機器對人的依賴性相對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生產關系。于是，我們可以將馬克思“機器論片段”理解為：機器和“一般智力”的結合所形成的固定資本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機器與“一般智力”組合的關系變化則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勞動實踐，而人工智能的勞動實踐又拓展了“一般智力”的內涵。

（二）人工智能的勞動實踐對“一般智力”內涵的拓展

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勞動的實踐方式一直在發生相應變化，勞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與資本相適應的技術構成，并實質性吸納了相應階段的社會形態要素。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賦能型技術，是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驅動力，其技術的自主性特征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中的勞動實踐。在智能技術廣泛應用的社會中，機器與“一般智力”深度融合，機器不再獨立于人所獨有的“一般智力”之外，而可能是作為具有智力能力的個體，這將對生產關系的結構產生較大的沖擊。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不再單單是某種技術上的進步，智能技術的賦能型特征使之可能滲透并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嵌入社會生產的網絡之中。

由此，人工智能技術呈現了新的勞動實踐方式，拓展了“一般智力”的內涵。當人類不再是唯一具有最高權威的生產者，機器也不再僅僅將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是在某些方面形成對人的取代，那么，除了少部分人工智能的設計者或管理者，其他大多數的人在勞動中將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會被完全淘汰掉嗎？今天，智能汽車、智能醫生、智能服務員等已經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作為人類創造力集中體現的藝術領域，也出現了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有人預言，未來許多行業都將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人工智能在藝術實踐中對“一般智力”內涵的擴展能較為充分地說明此點。藝術起源于人的生產勞動，藝術實踐一直伴隨著技術的更新而發展，新的材料、工具和技法都為藝術家創作帶來了新的變化。由于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直接表達，具有勞動實踐的特殊性，因而人工智能技術在藝術領域中的應用對傳統觀念產生了一系列挑戰。通常藝術作品都是由藝術家直接進行創作，而2018年在著名拍賣行佳士得，一幅由人工智能創作的肖像作品以43.25萬美金成交。這幅作品是運用谷歌公司開發的“生成式對抗網絡”（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新算法，學習了14世紀至20世紀的經典肖像畫從而生成的。人工智能技術是否可以替代人類的勞動主體性地位，還是僅僅作為一種補充，其對傳統勞動實踐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和改變，都是我們需要思索的問題。恩格斯說：“只是由于勞動，由于總是要去適應新的動作，由于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經過更長的時間引起的骨骼的特殊發育遺傳下來，而且由于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不斷以新的方式應用于新的越來越復雜的動作，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樣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樂。”

人工智能技術在藝術領域中的應用，并不是以一種新的技術取代傳統的藝術活動，而只是一種新的勞動實踐方式，可以被看作是人類藝術創作工具的豐富和樣式的補充。一般的勞動實踐直接服務于生產力的發展，而藝術創作本身同時也可以滿足人類情感表征需求，成為人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不管是在什么樣的勞動實踐中，包括藝術創作在內，機器或智能機器作為一種技術形式都不能取代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它是勞動力的補充、勞動形式的拓展。也就是說，勞動是技術的功能，而對于人來說，勞動是人的本質屬性。

人工智能綜合了馬克思“機器論片段”中機器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一般智力”），這種“一般智力”是機器對人的智能活動的模擬，例如推理、決策、規劃、設計和學習等。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勞動的實踐方式，推動了“一般智力”與機器結合的綜合效能，也使得勞動主體的內涵、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而新形式的勞動實踐方式的潛能與挑戰并存。

二、人工智能在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中產生的微觀權力

人工智能壓縮了生產關系中人的向度，拓寬了勞動的形式，同時實現物質勞動和非物質勞動，使得社會勞動實踐呈現出了一種新的形式。在人工智能日益覆蓋更加廣泛的勞動實踐的過程中，這種新技術與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技術—社會關系網絡，并在其中產生了微觀權力。

（一）勞動實踐的三個階段——從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

馬克思認為：“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因此，首先應該研究，勞動資料如何從工具轉化為機器。”勞動實踐有幾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人作為主要的勞動力，人也是社會中最直接的生產力，這時的勞動形式主要表現為體力性的物質勞動；第二階段是機器大工業生產時期，機器成為了主要的生產力，“在這里，機器直接成了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手段。同時機器成了資本的形式，成了資本駕馭勞動的權力，成了資本鎮壓勞動追求獨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機器代替了勞動者成為生產力的主要貢獻者，而人成為機器生產系統中的從屬和一個環節。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實踐進入了第三階段。機器在完成物質勞動之后，嘗試在非物質勞動中大顯身手。根據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對勞動的區分，非物質勞動是“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的勞動，如一種服務，一個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人工智能即是非物質勞動的代表。人工智能誕生于20世紀中期，與以往的機器生產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技術試圖使機器擁有像人一樣的“一般智力”，目標是讓機器可以同步實現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如果說隨著科技的發展，第二階段的勞動實踐在使工人的勞動價值遭到貶值的同時，也使得人們擁有了更多的自由時間來從事其他形式的生產活動，那么，智能機器的出現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未來很多勞動形式都可能會被機器取代，于是“一般智力”的主體從人擴大到了人造之物，機器本身似乎就可以成為推動生產能力發展的全部內容。2016年谷歌開發的AlphaGo在圍棋比賽中戰勝人類智能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未來很多職業，包括一些智力密集型職業都可能由機器完成。

馬克思認為：“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在勞動實踐的第一種形態中，人是生產力的主體；在第二種形態中，機器成為主要生產力，但人仍然在非物質勞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在第三種形態中，機器似乎可以取代人，在未來智能化社會產生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生產方式帶來了勞動的異化，不同于以往的其他新興技術，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可應用于人類生活廣泛場景中的技術系統，對包括就業、醫療、國防和制造業等在內的諸多社會領域產生影響，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道德倫理問題和法律問題。

微軟公司總裁施博德（Brad Smith）在其《計算未來——人工智能及其社會角色》一書中提出了人工智能開發的幾個原則：公平、可靠和安全、隱私和保障、包容、透明、負責任。這幾個原則可能涉及如下問題：人工智能基礎數據的選取來源于特定的群體，在訓練之后如何公正地應用于多元化的群體？在更進一步的數據收集過程中是否能規避數據本身的社會偏差？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安全涉及算法層面、代碼安全漏洞和應用技術漏洞等，同時，人工智能在目前階段還具有可解釋與可理解的局限性。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屬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在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都更加深刻地受到社會要素的影響，于是也更廣泛地與勞動實踐相關聯，并引發新的人與人、人與機器的關系和機器在社會中的角色問題。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在2019年6月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和諧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隱私、安全可控、共擔責任、開放協作、敏捷治理”等原則。這些基本原則都是面向技術與社會雙重維度的，脫離了任何一方都無法實現在勞動實踐中的負責任創新。人工智能技術已經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多的是一個處在社會復雜網絡中的社會問題。

（二）行動者網絡中人工智能勞動實踐的微觀權力

人工智能技術參與了物質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的實踐過程，可以通過拉圖爾等人提出的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 Theory）對人工智能技術所參與的勞動實踐進行系統性考察，在這里形成的技術—社會網絡包含了人與非人的行動者，并在技術的物質勞動和非物質勞動過程中形成了微觀權力。在人工智能作為主要勞動者的勞動實踐中，人類的行動者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發者和使用者，非人類行動者包括與之相關的制度、技術、安全、倫理和文化等。行動者之間相互關聯建立網絡，網絡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其中某一行動者的變化都會對其他行動者產生影響。這種產生勞動實踐的關系網絡是所有行動者作用的結果，在這里我們不能只聚焦于人工智能這一單一技術形態，就如在工廠大生產時期不能只關注于機器本身，而是像馬克思指出的“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范疇”。

行動者是勞動實踐中發揮作用的各項因素，勞動實踐構成的行動者網絡具有唯物主義的特征，具有實踐性和關系物質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在建立勞動實踐的過程中，一個行動者需要發揮自身主動性參與網絡構建，同時也要將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利益”吸納進自己的關注視域，在行動者的動態交互與異構發展中形成勞動實踐。由此，決定勞動實踐穩定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動態網絡的協調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過程被稱作“轉譯”。在某種程度上，“轉譯”不具有中立性特點。

在人工智能作為主體技術的勞動實踐中，在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制度中，“轉譯”的過程會從不同的興趣和利益出發，通過招募或關注不同的資源，形成相異的技術—社會網絡，即不同的勞動實踐，從而形成了一定的權力分配。這其中，意識形態也對行動者網絡中的“轉譯”產生重要影響，無論科技如何發展，資本的意識形態都把勞動實踐發展為與之相適應的形式。由于技術所處的地域、文化、制度和經濟等社會因素的影響，技術的應用呈現出了地方性的特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強調了這一觀點：“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

于是，由人工智能技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所形成的勞動實踐，在技術—社會的行動者網絡中，“轉譯”負載了不同利益與興趣訴求的價值屬性，產生了系統網絡中的微觀權力。技術的微觀權力需要一種規訓，否則會產生很多差異性問題與不平衡矛盾，這也正是時下世界各國、各種團體熱議的人工智能的社會治理與倫理問題。產生的微觀權力包括正反兩個方面：一方面，以技術的發展作為前提，技術的自身邏輯與特征產生的對社會經濟、制度、安全、倫理等方面的影響。例如“算法歧視”，即在使用算法之前的數據本身存在著預先的偏見，或是在算法決策過程中產生的特定偏見。谷歌的應用系統曾將黑人程序員的自拍照識別為大猩猩，微軟公司的聊天機器人Tay在與人的互動反饋學習中被灌輸種族歧視思想和臟話而成了一個“不良少女”。在日常生活中，算法可能會在貸款信用、雇傭評估等很多方面產生不公正的裁決。另一方面，社會團體的需求或利益導向影響了技術的形成和應用，而應用場景不同，對技術的需求形式也會不同。例如以軍事需求為導向的人工智能技術和民用人工智能技術會有明顯差異。現階段人工智能技術主要基于建立在數據驅動之上的機器學習，而軍事領域是小樣本數據甚至沒有數據，智能體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多變且具有不確定性，這就使得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研究需要新的方法和路徑。

微觀權力使得技術呈現出了地方性的特征，技術在不同的區域具有發展不平衡的特征。在技術異化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中，如何協調行動者網絡中的各要素來解決問題尤為重要，這既是技術系統問題，也是社會制度和倫理規約問題，更要受到背后深層的政治形態與文化因素的影響。對技術微觀權力網絡的正確規訓，要從“轉譯”的機制入手，協同好其中的行動者。對人工智能技術“轉譯”微觀權力的規訓是一種社會化的治理模式，涉及技術發生的過程，以及人工智能的設計、應用和治理的各個階段。

三、技術的異化與社會建構：人工智能技術的治理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章中指出，資本主義依靠科學技術促進了生產力發展，與此同時科技的應用改變了勞動實踐中的社會關系。“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在這里，馬克思認為機器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部分地進入價值增殖的過程。在人工智能技術開始廣泛應用的時代，勞動依然是價值創造的來源。新的技術既具有以往技術的特征，也在勞動實踐中呈現出了新的社會與技術的互動關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方式影響了社會關系，另一方面社會關系影響著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

（一）微觀權力中技術的異化與社會建構

人工智能技術應用過程中的微觀權力可能會導致技術的異化和不平衡發展，這包括設計和應用主體的價值取向，以及制度引導和社會規范等對技術產生的影響。技術異化思想作為馬克思科技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揭示了技術異化對自然、人和社會的影響，同時揭露出技術異化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應用，對技術異化的解決就要通過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因此，對技術異化的治理不能簡單地以技術為對象，而要綜合相關的社會要素。我們可以依據平奇（Pinch）技術社會建構的幾個原則，來分析人工智能技術的異化治理途徑。一項新技術的產生是社會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區別于科學，技術更直接地服務于社會生產和勞動實踐。比克（Bijker）和約翰·勞（John Law）認為：“我們的技術反映我們的社會。技術再生產體現著專業的、技藝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的相互滲透的復雜性……技術總是包含著各種因素的折中。”

平奇和比克認為技術的社會建構具有“待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和“解釋的靈活性”（interpretative-flexibility）。在平奇看來，純粹的技術是沒有意義的，技術具有實踐性目的且服務于實踐，其折中了各項社會因素。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項廣泛滲透進社會各領域的新興技術，其產生與發展也是各種社會因素的折中，對人工智能技術社會建構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應用和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根據人工智能技術的社會建構解釋，新技術在勞動實踐中的呈現方式最終取決于設計過程中某一群體的利益與理念，這也成為了人工智能技術風險與倫理規范的癥結所在。對人工智能可能產生的異化和風險的技術治理，要以技術的社會建構為基礎，充分認識到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治理是一種“地方性治理”，其核心是做到制度建設與勞動實踐的協調發展。甚至有學者認為，國家社會關系已從總體性支配轉型為技術治理。

具體來說，針對人工智能技術，世界各國都制定了相關的戰略發展規劃，體現出了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指導理念。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勞動實踐的過程中會生成不同的社會—技術網絡，不同的價值輸入、利益訴求和政策引導，使得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會出現非對稱性發展，并形成技術—技術的異化形態。例如，2019年2月，美國國防部依據《2018年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發布了《2018年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進安全與繁榮》。同期，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上領先地位的行政令》。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研發與應用圍繞國家安全利益與技術領先的訴求，把軍事需求作為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牽引，體現出了如下的主要特征：一是技術符合價值觀，人工智能技術革命要符合美國的價值觀、政策與優先項；二是保持技術領先性，保持在人工智能研究、發展與應用上處于領先地位，不被戰略競爭對手超越；三是推廣人工智能技術的指導原則，維持其所倡導的國際秩序。又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9年10月簽署了《關于發展俄羅斯人工智能》的行政令，批準了《俄羅斯2030年前國家人工智能發展戰略》，該戰略主要依據“保護人權與自由”“降低安全風險”“保持工作透明性”“確保技術獨立自主”“加強創新協作”“推行合理節約資源”“支持市場競爭”等幾個主要原則展開。雖然美國和俄羅斯同樣重視人工智能技術的國防應用，但在智能作戰設計中，俄羅斯以實戰為牽引，實現了人機混合智能化應用的集群作戰模式，美國則依靠平臺、自主、遠程和機器士兵的技術體系形成了自主作戰系統。相比較而言，美國更加重視其價值觀在技術標準中的呈現，以及倫理和秩序在國際上的推廣，也更傾向于保持其優勢地位；俄羅斯則更注重實戰牽引，重視資源集約和技術獨立。此外，歐盟以及世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也都制定了相應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戰略。歐盟在2018年4月發布《歐盟人工智能》，制定了人工智能行動計劃，提出了增強歐盟技術與產業能力以推進人工智能應用、為迎接社會經濟變革做好準備、確立合適的倫理和法律框架等戰略目標；英國在2018年4月發布了《產業戰略：人工智能領域行動》，針對“人工智能與數據經濟”的挑戰，在生產力基礎領域制定具體的行動措施。各國制定的技術發展規劃都體現了各自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訴求，其科技發展水平也都在其相應的智能技術的落地中有所體現。

綜上，在國家層面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規劃和技術應用中，可以看到技術在不同的勞動實踐中體現了不同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形成了不同的技術—社會的網絡生態，其對于技術設計的相對性和對技術社會化解釋的靈活性構成了技術最終呈現形態的差異性，而不同的社會網絡中各要素的最終協商產生了最終的技術樣式。由此，人工智能技術在不同的勞動實踐中呈現出了地方性的特征，進而表現出不同的技術風格。

（二）人工智能技術的地方性治理

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在不同勞動實踐中呈現出的地方性特征，因而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地方性治理也包含兩個維度：一是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治理工具和手段滲透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二是對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可能風險的預判、規避和治理。第一種情況，人工智能作為社會治理的一項技術，是由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具體的治理情境所決定的。由于技術治理有兩個核心立場：其一，用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治理社會，其二，由掌握了自然科學技術的專家來進行治理，因此，在科學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應用不同的技術手段進行治理，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也不盡相同。綜上，技術治理始終是一個包含諸多社會因素的地方性治理，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會有什么樣的治理模式，且技術的成熟度決定了治理的效力與能力。例如，人工智能通過數據、算法和算力搭建政府管理的電子政務平臺并賦能政府治理，這種特殊的治理能力體現在政府運行流程的簡化和效力的提高，通過智能系統算法邏輯判斷和分析也使管理者更加全面系統地了解公共領域，從而提升服務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應用體現出了明顯的地方性特征，不同的財政預算和資源配置會直接影響到人工智能技術的治理效應。

第二種情況，即把人工智能技術本身作為社會治理的對象，探討如何對其進行地方性治理。我國科技部發布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則，旨在建立一種負責任的技術規范，目標是確保新技術的發展安全可靠，并推動經濟、社會及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這表明我國人工智能的治理與人工智能發展相協調，同時也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中的應用引發了許多相關的安全、倫理和法律問題，例如，無人駕駛汽車所引發的交通事故，責任方應該如何確定的問題；又如，當人工智能運用于軍事中，各國應該遵循怎樣的原則進行規約與倫理規范。人工智能技術治理原則與其所處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所倡導的價值觀息息相關，不同的國家、地區或利益群體對人工智能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具有不同的規范標準和治理方式，亦具有共同特征。截至2019年4月，由政府、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和產業界提出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提案約有40多項，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提案可以覆蓋其他提案超過65%的議題”。由于不同利益集體關注的重點不同，加之地域、制度和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對人工智能技術的規約和治理具有極大的差異性。

人工智能技術在不同的社會形態的應用中，與不同的社會結構、制度設計結合后會產生不同的表現。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新的社會性問題的出現，技術—社會系統復雜度會不斷增加，導致系統的風險也會增加。由此，對于不同技術—社會網絡中人工智能技術的治理，應該以技術—社會協同發展為基本準則，著眼于技術—社會發展相適應、相協調，而地方性治理的核心要義就是情境化地治理人工智能技術，而非用統一的限制性標準來規范技術發展。

四、總結

作為新一輪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的先導，人工智能技術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具有重要意義。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對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18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2019年3月，***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術通過賦能實體經濟和與產業深度融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并帶來了新的生產關系和勞動實踐方式。

結合當前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來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具有重要意義。在這里，馬克思并非致力于強調一種技術史觀，而是通過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的雙重視角分析機器生產，分析科學技術在勞動生產和財富創造中的作用，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對于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勞動范式與治理策略具有重要價值。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由此，技術由社會建構并影響社會發展，但對于社會的根本制度形態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相反，社會的綜合因素決定了技術的適用規則和治理模式。

綜上，在馬克思“機器論片段”的視域下，技術以“一般智力”為形式，通過勞動實踐轉變為直接生產力，勞動實踐中包含的技術與社會要素形成了微觀權力結構，而該系統中的行動者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并塑造了不同的協調發展的動態網絡。由此，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興技術，使勞動實踐的范式發生了轉化，兼具了“一般智力”與機器的雙重屬性——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產者，與此同時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相應改變。另外，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中嵌入了地方化的社會因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產生于特定的社會場景與應用需求中，包含了地方性的知識積累、技術路徑、設計標準、倫理規范與文化價值；另一方面，社會各要素，如產業結構、公眾信任、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又影響了人工智能的技術落地。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技術以勞動實踐作為技術載體，其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使得其治理模式也需要因地制宜。

審核編輯 ：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