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杜蒙

導讀：2022年11月，俄羅斯技術科學副博士馬卡爾丘克（上校）、軍事學副博士特洛琴科（上校）在俄“軍事思想”網站上發表聯合署名文章《現代軍隊作戰特點——多元智能網絡軍事系統及其戰術》，主要介紹了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在軍事領域發展應用和探索實踐，及其為現代聯合作戰帶來的一些全新特點和戰術變化。

全文編譯如下：

“網絡系統”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從非智能的機械模式技術系統，到具有決策元素的單智能網絡系統，再到目標明確的多元智能（社會）網絡系統，最后終于在社會各領域得到了廣泛的實踐應用。

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探索與實踐

網絡系統的發展應用始于信息和電信領域，并迅速由計算機本地網發展為全球規模的網絡系統，為拓展到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奠定了基礎。

總的看，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并非只是給原有的社會、經濟、政治及軍事組織帶來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手段，其真正意義在于讓這些組織具備了多元智能、目標明確的特征，即系統內的每一個元素不僅都有自己的思想，能夠獨立決策和自主行動，而且共同追求一個或多個相互關聯的目標。換而言之，多元智能網絡系統作用的主要結果，是令各個組織獲得了實施非線性行動的系統能力（實現了非線性功能），這與只能實現線性功能的經典樹型結構系統相比，具有不對稱的優勢。

許多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認為，現代社會正朝著網絡化的方向轉型。在此形勢下，多元智能網絡系統自然而然融入了軍事領域。“網絡中心戰”的概念由阿瑟·塞布羅斯基在《網絡中心戰：起源與未來》一文中提出，在軍事科學界引發了強烈共鳴，但這個概念更多的是基于單智能網絡系統，而不是目標明確的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盡管它已體現出某種多元特征，能夠在地理上分散配置軍隊的戰斗隊形。截至目前，雖然“網絡中心戰”的大部分內涵沒有得到實戰檢驗，但必須承認，這一概念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由美國和北約挑起的一系列戰爭中已有所體現，其中包括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可以說，遠程偵察、遠程指揮及遠程導彈和航空打擊，實際上就是進攻方依托全球化的多元智能網絡系統，運用多兵種集群實施的攻擊。而如果防御方的武裝力量沒有類似能力，無法正確選擇作戰方向、迅速集結兵力并組織起穩固防御，那么注定將沒有還手之力。

隨著網絡系統與軍事領域融合發展，俄羅斯國內外的許多軍事專家都開始談論遠程戰爭和非接觸式戰爭，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空天領域，并預言陸軍將從未來戰爭中逐漸消失。不過，2018年4月14日，北約聯軍對敘利亞境內目標的導彈襲擊，更確切地說是俄軍對此的反應（偵察、預警、無線電電子對抗、艦隊機動、航空兵突擊、防空行動等）改變了專家們原有的觀點，他們認識到，如果全球化的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內各要素缺乏機動性、穩定性和自主性，或者它們之間的通信得不到可靠保障，那么依托該系統運用多兵種集群的戰法可能會無法實現。

然而，如果讓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各要素都達到應有的要求，卻又將導致依托該系統運用多兵種集群的戰法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以這樣的方式構建軍隊集群成本極高，而且集群結構臃腫，所有行動都很容易被預判和破壞，這與以少量兵力兵器有效打擊敵方優勢兵力的作戰意圖背道而馳。

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內運用軍隊集群的主要原則

原則一：系統各要素應靈活機動，在應對敵方威脅時具備基本的自主能力和防御能力。

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非法武裝，以實際行動對遠程和非接觸式戰爭理論給予了有力回擊。受情勢所迫，這些非法武裝基于手中掌握的現代化偵察裝備和包括高精度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創建了兵力兵器密度令敵方偵察手段無法識別的集群，并在戰斗中有效運用。具體而言，非法武裝集群擴大了兵力兵器的部署范圍和相互距離，根據指揮員意圖組織小規模戰術分隊，在指定的責任區內進行連續機動，必要時還能快速集結或退守到相鄰責任區和防御縱深。面對這樣的集群，其敵人本來用于搜索、識別和摧毀典型目標（火力陣地上的連、排支撐點，連、排進攻縱隊等）的現代高精度殺傷性武器，不得不鎖定個別車輛、人員或火炮等目標，作戰效能大大降低，而且這一代價高昂的戰法既不能真正削弱非法武裝防御的穩定性，也不能瓦解其軍心士氣。

不僅如此，即使在其敵人戰役戰術集群的大規模突擊之下，非法武裝集群依然能表現出相當強的穩定性，與其說是擊退了敵方進攻，不如說是迫使敵人陷入了自己戰術分隊的網絡責任區。一方面，其敵人在主攻方向上只能發現非法武裝的小股力量。也就是說，敵方軍隊找不到非法武裝的防御樞紐。而如果不能摧毀這些樞紐，就無法動搖非法武裝防御的整體穩定性。另一方面，非法武裝在防御的同時，還借助偵察手段和重型武器，利用小股戰術分隊對敵方進攻部隊的側翼和后方協同進行火力襲擾，使其在局部區域遭受損失，從而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鞏固后方并確保關鍵設施的安全。毫無疑問，非法武裝集群的這種防御方法雖不能迅速阻止進攻，但卻能讓敵人正規軍隊每天的進攻推進速度減緩1-2千米，而且在付出高昂代價的同時，難以取得相應的結果，即使武器裝備方面占優，也將無奈地陷入與非法武裝的“纏斗”。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非法武裝集群，在進攻端同樣表現卓越（例如，2019年10月9日至18日，土耳其武裝部隊與敘利亞自由軍非法武裝混編集群實施的“和平之泉”軍事行動）。在網絡作戰體系的結構方面，非法武裝集群與典型集群的主要區別在于，非法武裝集群根據不同的功能劃分為各種戰術梯隊，并將各軍種部隊及特種部隊部署到網絡作戰體系的相應位置。

第一功能戰術梯隊，由規模不大但在戰術上獨立的若干小組構成，分別部署到前線和縱深，主要任務是破壞敵方戰術防御區的穩定。根據戰場情況和地形條件，梯隊設置為班、排規模，在個別情況下（例如，敵方防御密度低或地形開闊）設置為連規模。上述每個小組都能獲得專屬的炮火和（或）空中力量支援（迫擊炮，火炮，火力連、排、班，察打一體無人機等），而且依靠火力機動，這種支援能力可以實現迅速增長，因為在其他方向尚有余力的小組或預先建立的預備隊會前來馳援。與此同時，在上級指揮員領導之下，偵察情報綜合小組能夠在突破敵方防御前沿和深入敵方戰術防御區后提供情報支持，從而確保整個梯隊詳細掌握戰術行動方向上的敵情；而預備隊能夠依據各小組的要求，完成各種兵力和兵器保障任務。總的看，這些小組具有態勢感知能力強、機動靈活和指揮高效（指揮鏈路短）等方面的優勢，因此只要同時協調行動、協同火力打擊，往往可以形成足夠的火力，從而出其不意地越過敵方防御前沿。目前，這種行動通常被稱為“滲透”，但從過程和結果來看，命名為“突破”似乎更加恰當。從旁觀者的角度分析，可以把攻防雙方看作兩個網絡，非法武裝功能戰術梯隊破壞敵方戰術防御區穩定的行動，其實就是一個網絡（網絡系統內各要素規模小但機動能力強）沖擊另一個網絡（網絡系統內各要素規模大但機動能力弱）。

第二功能戰術梯隊是從正面發動進攻的分隊（通常是營戰術小組），任務同樣也是破壞敵人戰術防御區的穩定。第一和第二個功能戰術梯隊共同構成了軍隊集群第一戰役梯隊。根據戰場態勢和作戰決心，第一功能戰術梯隊既可以在第二功能戰術梯隊前面展開行動，也可以加入第二功能戰術梯隊的戰斗隊形。

此外，戰役體系中通常還包括遠程火力打擊集群（例如，導彈、炮兵和攻擊無人機部隊、分隊，必要時還包括陸軍和戰役戰術航空兵部隊、分隊），以單獨編組方式協調實施集中火力打擊和分散火力打擊。組建這些集群時，應充分考慮其在正面和縱深作戰體系中的高速機動能力，確保各要素（而非整個體系）在完成每一個火力打擊任務后，能夠從敵人的高精度火力覆蓋之下及時脫身。

如果說在北高加索（1994-200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2010年之前），上述集群只是戰術性的（盡管在某些情況下兵力可達到1萬至1.5萬人），那么在2015年之后，它們在編成和使用上已經達到了戰役規模。***武裝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2015-2021年），成為了依托目標明確的多元智能網絡系統運用低密度兵力兵器集群所取得的一次特別勝利。需要強調的是，在“和平之泉”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軍事行動中，這些集群構成的是單一梯隊戰役體系，原因在于交戰各方的軍事能力相對較弱，而且戰役規模較小。在未來的軍事沖突中，隨著交戰各方及其聯盟決心和能力的提高，各集群可能會構成兩個以上梯隊的戰役體系。

在軍隊集群的每一個戰役梯隊編成內設置戰術梯隊的客觀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梯隊戰役行動的性質，值得特別關注。要知道在上世紀70年代，用這種梯隊戰法來瓦解敵方防御，無異于是一種冒險。因為在那個年代，擔負破壞敵人戰術防御區穩定任務的功能戰術梯隊，通常都是小規模戰術分隊，即使其突破了敵方防御前沿，也很快會在敵方防御縱深被消滅。好在目前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首先，隨著社會不斷發展，人的生命質量、長度和價值都在逐漸提高，而主要的意識形態卻在不斷貶值，從而形成了后現代社會狀態。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能動員的人力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均急劇下降，現代武裝沖突中軍隊傷亡人數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大大減少。

可以說，戰士的生命不僅經從經濟角度講是極為寶貴的資源，在國內政治和道德領域同樣如此，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大多數發達國家從征兵制向合同制過渡。其次，無論是在近戰還是遠程火力打擊中，火力準備和開火過程的自動化程度及質量都明顯提高。在各國武裝力量所有軍兵種部隊無不積極裝備遠程高精度武器的背景下，戰斗隊形的高密度性成為了軍隊大規模傷亡的重要原因，也導致官兵不愿意去做出冒險和犧牲。但是，如果降低戰斗隊形密度，那么軍隊在戰場上快速集中火力及組織火力機動的能力也將同時降低。正是基于上述兩方面改變，以前在戰場上表現活躍的戰術分隊（營、連、排），現在大都成為精確火力攻擊的典型目標，因而變得消極厭戰，作戰效能大打折扣。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面對這樣的困局，非法武裝卻率先找到了破解之法：一方面，是在實戰中拉大各戰術單位（二人戰術小組、三人戰術小組和其他作戰編組，以及重型裝備全體乘員等）之間的間隔和距離；另一方面，是允許各戰術單位在選定的作戰方向和鄰近地帶或責任區內自由行動，并據此靈活制訂作戰方案。

原則二：網絡作戰體系各要素的體量要與戰役規模成正比，與反應速度成反比。

首先，網絡作戰體系（戰斗隊形）的要素，通常在戰略層面是軍隊集群，在戰役層面是兵團、部隊和高級戰術分隊，而在戰術層面則是基層戰術分隊（連、排、班、重型裝備乘員、作戰編組）或戰術編組（步兵二人組、三人組，以及個別的火力編組等）。各要素的重建是一個類似于集群重組的過程，不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在這一過程中極易受到攻擊。

其次，網絡作戰體系內的兵力兵器越多，其遠程攻擊能力和突擊能力就越強，但其戰術機動性和戰場適應能力就越弱，甚至可能達不到實戰要求。相反，網絡作戰體系內的兵力兵器越少，其戰術機動性和戰場適應能力就越強，但其戰役機動和戰略機動能力就越弱。

第三，根據軍隊集群行動的性質（突破防御、擴張戰果以及追擊或行軍），第一戰役梯隊的各功能戰術梯隊的先后位置可能會進行調換。

從2001年10月7日-12月28日美軍“持久自由”行動的巨大成功，到2021年8月15日ISAF（多國聯軍）的徹底崩潰，阿富汗戰爭（2001-2021）的整個進程證明了第二條原則的正確性和生命力。

可以說，網絡作戰體系基于時空特征而受制于一系列特定的原則，除了上述兩條原則之外，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原則。盡管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運用軍隊集群的戰法被認為是過渡性的，但只要軍事沖突所有當事方面臨著戰損壓力，這一戰法就將一直沿用，甚至是不二選擇。

基于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現代聯合作戰體系新能力及戰術局限性

現代聯合作戰所體現的特征，實際上反映了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兵團、部隊和分隊實施作戰行動的新能力和戰術局限性。

多元智能網絡系統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呈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即網絡各要素從“體量大、功能單一”向“體量小、功能多元且相互關聯”轉化。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軍事領域的作戰任務主要由大型兵團（摩托化步兵師、坦克師、機械化師）來完成，而擔負支援任務的同樣是導彈兵團、炮兵兵團，以及轟炸（突擊）航空兵集群和殲擊航空兵集群等規模較大的兵力單元。然而，時至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在“沙漠風暴”行動中，作戰任務開始賦予規模較小的作戰單元——營戰術群，對其實施支援和保障的兵力兵器規模隨之縮小。同時，由于指揮鏈路縮短，營戰術群指揮員對戰場態勢的感知能力提高，并具有必要的自主權，可組織和維持橫向互動（相互支持），整個行動任務的執行變得更加靈活、合理和高效。

同一時期，俄羅斯陸軍營戰術群也朝著這一發展方向邁出了第一步！但令人遺憾的是，后續推進乏力，指揮、訓練、教育和戰斗協調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都沒有及時跟上。

然而，俄羅斯的對手，特別是非法武裝卻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非法武裝集群已發展為由多個獨立自主的戰術小組（不超過1-2個步兵班）構成的網絡作戰體系，相比之下，俄羅斯軍隊的營戰術群儼然是笨拙的“大奶牛”，更糟糕的是，俄軍的這一短板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暴露無遺。在烏克蘭戰場，烏方非法武裝基本上是以班為單位（很少是排）組織行動，每個班有一兩門火炮（迫擊炮）和一架無人機（通常是非軍用無人機）作為支援，班與班之間無線電通聯信號很難被監測得到。這些作戰單位在橫向協同的基礎上靈活展開行動，利用其本身并非典型的火力殺傷目標、不易被情報系統識別和評估等優勢，從容地前出到俄軍先遣部隊、主力部隊、第二梯隊、炮兵和后方部隊的前進路線，在俄方營戰術群指揮員還沒有來得及評估戰場態勢之前，迅速完成火力打擊并立即撤退。

但必須指出，烏方此類行動并沒有足夠成熟的套路，更不是精心設計和演練的戰法。事實上，在俄羅斯軍隊展開密集火力打擊之后，烏克蘭武裝部隊根本無法組織起集中指揮，所以依靠這種戰法實施抵抗，是他們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

從俄方角度講，只有創建一個由同樣機動靈活且自治性強的分隊（特定情況下加強必要的兵力兵器）所組成的網絡作戰體系，才能有效地對抗烏方。現代條件下，這種分隊戰術也理應成為俄新一代陸軍作戰條例的基礎性課目。

多元智能網絡系統中的現代聯合作戰新戰法

現代聯合作戰所呈現出的種種新變化新特點，為兵團、部隊和分隊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構建網絡作戰體系，以及運用新戰法拓展了空間。

戰法一：運用摩托化步兵分隊在寬闊戰線發起正面進攻。

運用摩托化步兵分隊（特別是摩托化步兵加強營）在寬闊戰線（西歐戰區條件下為5-6千米）上發起正面進攻（班、排、連等戰術分隊之間的間隔1.5-2千米）時，對于防御一方網絡作戰體系，不可能通過集中力量摧毀固定防御樞紐的方法來破壞其穩定性，因為未來甚至可能不會再有這樣的樞紐。正確的方法是：首先，破壞敵方作戰網絡體系（整個戰術防御區）各要素的同一性和關聯性，使其喪失機動性，從而不再具備相互支持的能力，以及協調改變戰斗隊形內各自位置的能力。隨后，部分摧毀敵方網絡作戰體系中被孤立和失去機動性的要素，同時利用進攻分隊從多個方向滲透（突破）至敵方縱深，并在控制區域內建立自己的基地，從而破壞敵方整個戰術防御區的穩定性。最后，依托在敵方防御縱深建立的基地，采取協同行動，清除敵方戰斗隊形中被孤立和失去機動性的要素，同時保障后續進攻梯隊進入敵方防御縱深。根據土耳其武裝部隊與敘利亞自由軍非法武裝混編集群實施“和平之泉”軍事行動的經驗，如果采取這種進攻方法，第一天的推進速度可能達到4-6千米，接下來的速度可達每天6-8千米。

實戰經驗表明，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與傳統戰斗隊形相比具有優越性。防御過程中，防御方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可以在對方的突擊下靈活“變形”，目的是成功地躲避鋒芒，抽出兵力兵器集中打擊對方“軟肋”；進攻過程中，進攻方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可以有效利用對方防御體系各要素的非同一性、弱機動性等短板，破壞其穩定性，成功滲透至對方防御縱深。

可見，當軍事沖突雙方均使用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時，雙方的戰斗隊形將相互深度滲透和混合。這種情況下，機動防御（退出戰斗和撤退）對于地面部隊而言，將會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能實現，而且前提是進攻方出現判斷錯誤，或是其偵察和防護能力與任務要求不相匹配。不過，機動防御任務還是可以交由空中機動部隊和分隊來完成的，他們有能力挫敗敵人追擊或組織安全撤退。根據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所具備的能力，機動防御與陣地防御未來將會形成一種共生關系。

戰法二：運用戰術空降兵突破敵方戰術防御區。

使用戰術空降兵的前提：首先，防御方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戰斗隊形中兵力兵器密度較低；其次，利用察打一體無人機和火炮可在足夠大的地區內對敵方進行短時壓制；第三，中遠程防空導彈系統能夠掩護戰術空降兵飛越敵人戰術防御區的整個縱深。

當然，在飛越過程中戰術空降兵遭受火力打擊的可能性始終存在，特別是在本方防空系統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不過，可利用敵方兵力兵器的低密度性，在戰術防御區內實施搜救行動。因此，戰術空降兵成為了實現先發制人、迅速提高進攻速度、深入敵人防御或改變主要突擊方向的有效手段之一。

戰法三：采取措施“擊潰”敵方戰斗隊形。

聯合作戰可能從本質上改變了“擊潰（敵人）”一詞的含義。長期以來，“擊潰”都是指對敵方武裝力量或其某些集群造成破壞（損害），使其失去戰斗力，且難以恢復。通常，被“擊潰”的都是敵方戰斗隊形的關鍵要素，決定著敵方整個作戰體系的功能和穩定性。在新的條件下，當敵方作戰體系（戰斗隊形）的關鍵要素規模縮減至偵察手段難以識別時，“擊潰”應理解為通過對敵方作戰體系（戰斗隊形）發起攻擊，破壞其各元素的同一性、關聯性和機動性，使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喪失功能和作戰能力，這也將成為未來聯合部隊指揮員作戰計劃的重要基礎。

根據對“擊潰”一詞的理解，在主攻方向上要做的并不是集結兵力，甚至不是集中火力和突擊，而是采取下列措施：一是運用各種偵察系統和指揮系統，使第一梯隊各分隊具備優于對方的態勢感知能力；二是通過無人機偵察-突擊行動，在任務縱深以及整條前線（戰術航空兵飛行帶）壓制敵人；三是授權主要戰術分隊（班、排）的指揮員使用上級劃撥的炮兵和航空兵（情報偵察兵力兵器）等資源；四是強化反炮兵作戰和防空作戰，以支援第一梯隊分隊行動；五是通過安排第一和第二梯隊中的主要分隊24小時不間斷換崗（每隔8-12小時），保持高昂士氣和提高戰斗力；六是創建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部隊和分隊，并作為預備隊隨時投入戰斗。

結 語

如今，在談及未來聯合作戰的特點和主攻方向時，原本處于主要地位的技術指標（如行軍速度、動力儲備、瞄準距離、射擊速度、穿甲能力、裝甲防護等）已降至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指標（武器使用的合理性，指揮系統的適應性，態勢感知能力，官兵軍事素養、協調能力和作戰經驗等）。現代聯合作戰的基礎，與其說是武器裝備發展和軍事技術改進，不如說是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轉型。這意味著，如果交戰雙方是依托多元智能網絡系統的社會體系，那么雙方的作戰特點也必將與之相適應。

審核編輯：黃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