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廣東省提出“騰籠換鳥”，也叫“雙轉移戰略”，以及8 個配套文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率先開始進行產業轉移。而從2014年開始，整個東部沿海地區都開始推行騰籠換鳥政策，10年過去，磁性元件產業轉移效果如何?這一過程中又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產業遷移的歷史背景

多數分析認為，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全球一共完成了四次大規模、大范圍的產業轉移，每一次的持續時間約20-30 年。第一次產業轉移發生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 第二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50—60年代;第三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70—80年代;第四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2012年;當前，全球正處于第五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之中。

過去一百年，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兩次規模宏大的產業遷移。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避免民族工業毀于戰火，沿海和沿江下游的工廠企業集體內遷;第二次是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線建設，當時出于戰備需要將國防科工企業遷往西北西南地區;而當前中國正處于第三次產業遷移和產業轉型的協調階段。

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了絕對下降，到達“劉易斯拐點”。近年來，一線城市高房價對制造業持續擠出，促使產業結構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務業聚集。目前北上廣深的第三產業占比均已突破60%，中國一線城市的最終產業發展形態可能類似于紐約和東京，成為一個服務型和消費型社會。

過去三年，中高端制造業(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向地理縱深發展，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沿海向中部區域的核心城市遷移的特征，促使中部核心二線城市崛起，形成以新興制造為核心的產業鏈基礎，比如合肥的中科系，鄭州的富士康系，武漢的光谷系，西安、成都、貴陽的半導體、電子、光電產業等。

回到我們所熟悉的磁性元件產業，同樣形成了成渝經濟圈、環江西經濟圈以及以武漢為核心的長江經濟帶三大聚集地，承接長三角、珠三角外溢的磁性元件企業。

騰籠換鳥政策最早提出于2008年，且剛提出就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機，初期一度遭到當地企業與政府的反彈，但真正大規模的實施則是在2014年以后。在民間始終有一種論調，認為騰籠換鳥是民企之殤，認為它“搞死了一大批企業”，且擁躉者眾。

那么，真實的磁性元件產業遷移究竟是什么狀況?投身其中的磁性元件企業對此有何說法?

內遷的挑戰

從企業的角度看，內遷主要還是為了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但這個決定也會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和困難，區別只在于程度的不同。

深圳市大潤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潤科技”)總經理王金斗如此向我們描述磁性元件企業內遷的實際情況：“磁性元件企業搬遷過去，就像一棵大樹一樣，挖過去想把它養活，那是很很麻煩的。磁性元件企業內遷不是簡單地把廠房和設備搬過去就能生產，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適應本地的環境，政府處理理問題的流程和方式，客戶是否接受你的服務半徑，人才的引進和成本的管理是否跟得上等等，到內地去就相當于再創業，至少付出超過原廠地 300% 的努力，通過五年、十年的積累可能才會慢慢成長起來，這是磁性元件企業內遷必須有的決心與思想準備。”

磁性元件企業內遷最大的困難在于用工。湖北中科華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營銷總監鄧耀德表示，“一方面，內地員工相比沿海城市勤勞度要低一些，比如不太愿意上夜班，這是接受新事物的一個過程吧，我覺得未來會慢慢好起來的;另一方面，相對的內陸城市高端人才被稀釋了，而且也更難引進。”

王金斗也提到了上述現象，同時也給出了大潤科技的解決之道。“第一是以老帶新。將原有的人才從這邊引過去，然后一傳二、二傳四、四傳八，只能采取這種方式;第二是就地取才，跟當地高校合作，比如從貴州大學引進本科生、研究生;第三是改變當地員工的思想觀念，加強福利待遇，讓當地員工感受到在家里跟在外面一樣，個人價值不一定非要到沿海城市才能體現，內地能夠體現個人價值的地方也有很多。這些都是需要長期的積累，目前安順乾辰谷材90%以上都是本地員工，包括工程、品質等關鍵崗位，是過去五年的努力才換來的結果。”

其次則是如何獲取當地政府的信任度。雖然各地政府始終在不遺余力地招商引資，但近年來騙補項目頻頻出現，增加了企業獲取政府信任的難度。“如何取得政府的信任，體現你的價值所在，從而鼎力支持你的發展。第一步是肯定是經過考驗的，千言萬語不如行動一次，很多東西需要你用行動證明，用業績說話，而不是用嘴巴去跟人家狡辯。用行動和業績證明項目是有價值的，政府自然慢慢地也會變得信任你、支持你、扶持你。”王金斗如此說道。

五年一大變：內遷磁性元件企業的蛻變

2018年的貴州正在積極承接珠三角、長三角及港澳臺地區的產業轉移，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進一步拓展新的開放合作空間，引進一批優質項目落戶建設。正是這一年，王金斗將大潤科技的公司的研發中心和工廠遷至貴州省安順市，并成立安順市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

短短5年時間里，大潤科技從傳統的三層絕緣線，擴展至拉絲、擠出、漆包、自粘、線餅加工、絞線、膜包、壓方等磁性元件線材相關8個環節，具備了電磁線一站式服務能力，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蛻變，每年保持著35%以上的增長，營收從6000萬增長至2023年的 4-4.5 億(初步統計)。

乾辰谷材膜包壓方線生產車間，2023年8月落成

2024年1月18日，乾辰谷材新材料建設項目開工儀式圓滿完成，該項目總占面積186.44畝，年產量3.5萬噸以上，引進“新型智能生態 4.0+產業園”概念，根據企業產品生產流程與工藝，將管理、運營、研發、生產、倉儲、運輸、生活配套等一系列企業運轉職能部門通盤考量、有機結合，這也將給大潤科技(乾辰谷材)未來5-10年間，產值突破30億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而大潤科技的內遷發展之路，同樣也是眾多磁性元件企業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

內遷新趨勢：從被動到主動

中西部分布了中國重要的農業資源、能源原材料資源。更重要的是，這個地區繼承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三線建設"留下的大量工業制造基礎和國防科工資源，如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與電子工業，貴陽主要接收光電工業等。

自2018年初以來，隨著產業內遷的逐步推進，中西部15個省份的出口累計增加94%。根據數據提供商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CEIC)編制的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8月份的12個月里，這些省份的出口總額達到6,300億美元，超過了同期印度(4,250億美元)、墨西哥(5,900億美元)和越南(3,460億美元)的出口額。

中西部地區正以全新的面貌煥發出原有工業基礎的光彩，而這背后的原因，則是產業內遷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企業開始尋求市場更有效的資源配置。

據王金斗介紹，“目前磁性元件行業的內遷主要集中在三大區域。一是成渝經濟圈，像國家的雙飛、航空在成渝經濟圈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是磁性元件未來很大的一個增長點，甚至可能超越珠三角和長三角;二是環江西經濟圈，比如長三角浙江、江蘇，以及福建都跟江西交界，很多磁性元件企業都往江西去;第三是以武漢為核心的長江經濟帶。”

大約5年前，上述區域開始大量承接來自珠三角、長三角的電子產業，經過這5年的發展逐漸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未來十年將逐漸形成集群效應，”王金斗這樣認為，“有一個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原因，其實現在做磁性元件的企業家，至少 50% 以上都是我們 70 后，30%以上是 80 后，少部分是 60 后。70后有著濃厚的落葉歸根思想，進入50 歲以后，自然而然的就會把他們所創業的價值、創業的精神和管理方式帶回自己的家鄉或者帶到內地去。同樣的內地也需要這些投資，認可這些磁性元件企業的價值，雙方可說是一拍即合，加上沿海城市的政策收縮，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磁性元件產業的內遷也逐漸由當初的被動轉變為主動。”

乾辰谷材新材料建設項目二期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國家對大數據、智能化的大力推廣，內遷企業不斷地推動政府的的改革，地方政府也會定期出來招商、學習和交流，目前地方政府辦事效率有了實實在在的提高。

王金斗提到前不久新材料項目二期工程建設期間剛發生的一件事，“就在元旦那天，市委書記上午一大早就出現在項目現場，要求區委區政府一定要以深圳的效率和速度，加班加點推進項目的落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政府改革和解決問題的決心，跟10年甚至5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磁性元件產業內遷才剛開始，蝴蝶效應還在積極地發揮作用。相信隨著首批內遷磁性元件企業所樹立的標桿效應，加上地方政府積極地招商引資，未來內地磁性元件產業的騰飛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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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編輯 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