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禁令可能導致中興通訊進入休克狀態”。
在4月20日一場發布會上,中興通訊董事長殷一民坦率地承認了美方出臺的禁令對公司造成的影響。此前,美國商務部宣布,今后7年內,將禁止該國企業向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中興通訊出售任何電子技術或通訊元件。在大量核心元器件仍依賴進口的背景下,中興通訊面臨著“無芯可用”的困境。
這背后折射出的是整個中國上下游產業的“缺芯之痛”,近年來我國在半導體領域取得了不少重大前沿性突破,但國內半導體產業還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2015年,曾有媒體報道稱,中國每年用于進口芯片的花費為2000多億美元,已超過進口石油的花費,有研究機構指出,2016年國內集成電路市場規模接近12000億元,而國內產業銷售額僅為4335億元,自給率不足40%。
破解芯片受制于人的窘境,我們應該怎么做?不少人將目光投向了鄰國——韓國。韓國半導體產業是如何在一片空白之上建立起來的?對于正向“芯片強國”努力的中國,韓國60年來的半導體產業發展史又能夠帶來哪些啟示?
半導體產業從無到有
1959年,韓國金星社(今天的LG公司的前身)研制并生產出該國第一臺真空管收音機,這被認為是韓國電子產業的開端。彼時,韓國企業連自主生產真空管的能力都沒有,只能完成進口元器件組裝。那時,中國南京無線電廠已經于1953年生產出了全國產化的電子管收音機,并大量投放市場。
近60年后,韓國半導體產業的超常規發展已經讓“芯片”成為該國家面向世界的一張新名片。據韓國《中央日報》2017年披露的數據顯示,當年韓國每賣出1000元的產品就有170元是來自半導體,占整體出口比重已遠超鋼鐵、造船、汽車等韓國傳統優勢產業。韓國貿易協會首席研究員文炳基也表示,當年韓國半導體的出口額已相當于1993年韓國的總出口額。三星、海力士等韓國半導體企業常年占據行業排名前列。
占據全球內存芯片70%份額
與大部分后發國家一樣,韓國的半導體產業起步也是從海外投資設廠開始的。60年代中期,不少美資企業感受到來自日本半導體行業的第一輪競爭壓力,它們開始在國外投資低成本的裝配生產線,其中就包括韓國。
值得注意的是,外商在韓國踴躍開設半導體工廠的同時,韓國政府和企業也沒有放棄自主研發半導體技術的努力。1975年,韓國政府公布了扶持半導體產業的六年計劃,強調實現電子配件及半導體生產的本土化。而非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這無疑為未來韓國半導體產業的自主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80年代,開始茁壯成長的韓國半導體企業抓住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契機——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芯片此時正式投入使用。這種內存芯片構成了每臺電腦不可或缺的“內存條”,其使用廣泛,技術要求相對較低,適合大批量生產。這些特性立刻吸引了當時發展程度還比較低的韓國企業目光。
在此階段,韓國企業開始從仿制、研發走向自主創新。1984年,三星公司完成了64K DRAM芯片的研發,當時其研發速度還落后于美國數年;1988年,三星宣布完成了4MDRAM芯片的設計,此時其研發速度僅比日本晚6個月;1992年,三星開發出了64M DRAM芯片,隨后開始向惠普、IBM等美國大型企業提供產品,實現了在技術和市場上趕超美日的目標。至此以后,韓國企業在內存芯片領域一直處于世界領跑者地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發現,在韓國內存芯片的發展史上,韓國政府發揮著推動國內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角色。1986年10月,韓國政府開始執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共同開發計劃》,要求以政府為主、民間為輔,投資開發DRAM芯片核心基礎技術。隨后的三年內,這一研發項目共投入了1.1億美元,而政府承擔了其中的57%研發經費。
隨后,韓國政府持續推出多個半導體開發計劃。直到2016年,韓國政府在其半導體產業已占據世界前列的背景下,依舊在執行名為“系統集成半導體基礎技術開發事業”的計劃,力圖補齊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短板。
目前,韓國持續在內存芯片領域發力,長期保持著世界第一內存芯片生產大國的地位。以2017年第三季度為例,當時三星電子已占全球DRAM內存芯片市場44.5%的份額;另一家韓國廠商海力士的市場份額則達到27.9%。記者計算后發現,兩者相加已接近全世界市場的70%。
近10年來,在移動設備領域運用廣泛的閃存芯片領域,韓國企業表現不俗。例如,2017年第三季度,三星電子當季度占據國際市場39%的份額,排名占據世界第一,份額占比超出第二名日本東芝近一倍。
企業重視半導體技術研發
為何韓國政府和企業在60年間一直持續不斷對半導體領域加大投入,從國家和企業發展的層面強調半導體發展的重要性?這是中國業界都十分關心的話題。記者注意到,在韓國半導體的狂飆突進史中,先后發生的兩次經濟危機對于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東局勢持續動蕩,國際石油價格出現暴漲,出現了“第二次石油危機”,許多國家經濟都因此受到重創。而此時的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在出訪日本后,注意到由于該國尖端技術發達,雖然石油也依賴進口,卻沒有遭到危機重創。李秉喆意識到三星也一定要開發自己的尖端技術,而這個尖端技術就是半導體技術的開發。此后,三星開始在半導體領域不斷發力,最終實現了對先進國家的超越。
而到了1998年,韓國經濟又再次面臨了另一場嚴峻的考驗——亞洲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讓不少韓國大企業陷入經營危機,三星等企業也受到重創。面對這一局面,三星開始了所謂的“集中”策略,即退出自己不擅長、沒有發展前景的領域,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發展潛力大的數碼電子行業。
這一策略很快收獲了很好的效果,三星從1999年后成為了韓國第一大集團,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也得到了整體帶動,其內存產量很快超過了日本,成為了世界半導體領域的重要領導者。
此外,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企業還擅長主動利用危機,進行逆周期操作。在半導體市場陷入蕭條周期時大舉投入,不僅把那些無力支撐的半導體企業“擠出市場”,還可以在市場轉暖后迅速占據先機,坐收提前投入帶來的大額利潤。
例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DRAM芯片價格不斷下探,但三星逆周期投資,繼續擴大產能,并開發更大容量的DRAM。1987年,行業出現轉折。美國政府發起針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反傾銷訴訟案,很快DRAM價格回升,三星開始盈利。再如,1996~1999年期間,全世界DRAM芯片的年營銷額呈現負增長態勢時,三星卻在此時積極興建它的四個分廠,該策略對日后三星DRAM芯片產值的豐收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自主創新才不受制于人
當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備受國人關注,韓國半導體產業的“逆襲”之路能夠帶給中國業界什么啟示?
對此,主要從事電子信息領域咨詢顧問工作的賽迪顧問公司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自主創新貫徹在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全過程中。報告認為,韓國半導體產業戰略和路徑是,以自主創新和掌握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為根本目標和定位,從引進技術和從事硬件的生產、加工及服務開始,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到研發一些技術等級簡單的芯片,逐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最終掌握高端核心技術。
而復旦大學副教授張濤則撰文指出,韓國整體產業政策模式有一個制度背景,就是基本上不鼓勵合資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防止技術鎖定,防止國內企業太依賴于國外的技術。此外,韓國還大力鼓勵產業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這使得韓國整體產業能夠取得良好表現。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有其深層次原因,要想照搬到中國有一定難度。例如,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就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韓國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人才融合比較密切,這對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而中國一直受到技術封鎖,因此獲取先進技術要比韓國困難。
韓國《中央日報》也曾指出,近年來,韓國企業在半導體出口獲得暴利,但由于韓國并不能制造它們的生產設備,因此半導體出口的增長也意味著韓國同樣得花很多錢去購買它們的生產設備。以美國為例,韓國2017年從美國進口的半導體制造設備相比2016年增長了199%,遠大于韓國半導體產品對美國的出口增長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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