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事件引發了一場關于芯片的大討論，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經過這幾天的輿論轟炸，一個街頭小兒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訴你，為了產業供應安全，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中國走上高端產業鏈，賺取高附加值。但是，這些說法真的沒有問題嗎？

虛假的恐慌

這一次中興事件，很多人說，芯片上被“卡脖子”，產業不安全。實際上，恰好相反，這一次事件證明了商業芯片的供應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國不明白中興事件背后的復雜性、政治性嗎？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仍然只制裁中興，沒有涉及其他廠商。這是因為美國在短期內全面斷供芯片，不光是對美國經濟，也是對全球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在政治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當下建立在信息產業基礎上的全球經濟看做一個生態的話，那么，在這個生態中，食物鏈頂端的生物，力量龐大，但食物鏈底層的植物、細菌，沒有它們，這樣的生態也會立刻遭到滅頂之災。

美國政治

“美國最筆直的那枝箭”

盧斯：應該肯定，正是特朗普政府任命FBI前局長米勒為通俄案特別檢察官。如果從如何回應高層涉嫌犯罪來評判一國政治，美國堪稱教科書。

實際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圍從國家縮小到公司甚至個人，一方面，這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制裁可以精準打擊，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這不正是所謂的“我就喜歡你（美國人）看不慣，還必須和我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樣子”嗎？

所以，比較優勢導向下的國際分工相互綁定，提供了一種穩定機制。所謂卡脖子、芯片封鎖中國、中國產業安全受威脅、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會。一開始，這種誤會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誤會某種程度上被煽風點火，利用了。

長期上看，國際分工為資本帶來了更多利潤，這驅動了全球化，形成生態依賴。特朗普也只是想蘋果回美國建廠，也沒想過違背資本意愿，把整個手機生產體系都搬回美國。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政治目的的封鎖芯片，以毀掉中國手機、電子產業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與長期，從產業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國防用途的芯片，根據相關報道，中國大部分的軍用電子元器件自給率已經接近80%。而對民用消費來說，即便現在正在與美國處于戰爭狀態的國家，也能買到蘋果手機與電腦。

當然，長期不能僅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國，每年芯片進口達2000多億美元，超過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國的第一大進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產業鏈高端走，到國際市場上去賺錢。這種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資驅動，短期內趕超，卻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政府能做好風投嗎？

從賺錢角度，市場自然會選擇最佳的途徑和時機。芯片不是不計成本的國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產，面對競爭的市場行為，這就需要整個產業鏈的積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評當年下馬“運十”，并以現在的大飛機為反證的例子，殊不知，幾十年過去，中國的制造業已今非昔比。

就在這幾天，倪光南院士當年的助手，參與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戶機和Linux操作系統的工作的梁寧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結論是，政府機構太害怕失敗，所以無法搞出芯片。她給出的辦法是，“國家出錢，投種子，一年往市場里撒1000億，連撒5年錢。允許大面積失敗”。

然而，市場創新表面上看起來是由失敗堆積出來的，但本質上，絕不是源于“允許”失敗，恰好相反，是每一個人竭盡全力避免失敗，但為了賺錢又不得不去嘗試，承擔失敗的風險。共享單車燒的每一分錢，背后都是害怕失敗的投資人，而不是允許失敗的官員。

一家風投，當然會遭遇失敗，但絕對不會到市場上隨意去投兩家，而要做盡調、訪談、市場分析、行業研究等等。因為要對股東的錢負責，對自己的錢負責。這種負責會落實在具體的激勵機制上，甚至要求決策人跟投。

如果官員做起了風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風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風投的激勵機制，與此同時，也需要切斷權力來源，以免官員用權力來促進自己所投項目的虛假繁榮。那么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官員嗎？

采取官辦風投，允許失敗，只會產生大面積的注定的失敗。以新能源車補貼為例，93家汽車企業有72家均涉騙補，金額高達92.7億元，這么大規模長期的騙取補貼，最后，居然無一刑事責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敗的特性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場的本質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獲得國際市場的前提是什么？

中國進口的芯片，大多數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產能，搞自己的芯片賺錢，也是基于這個龐大的市場。不過，獲得這個市場有很多國際通行的前提條件。

比如市場原則；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態互相依賴；比如遵循約定；那么，當中國以非市場的方式，全力投資芯片，把產業鏈全都集中在國內，在當下國際貿易緊張的氛圍下，反而會引發反彈，導致國際市場縮小。在最最極端的情況，如果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全面對抗，那么，芯片斷供與國際市場關閉，對中國的影響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謂自主芯片賺錢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

這一次中興被制裁，中國沒有打算報復蘋果，正是因為蘋果的供應鏈、蘋果軟件開發者、蘋果云都在國內。反過來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手機生產體系，全是自主化的，這樣的手機，最容易成為狙擊的目標，只能在國內銷售。

在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層的條件。中國的芯片產業，存在客觀的制度障礙。撇開商業試錯、在幾十年形成的生態之中，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的困難不談，最簡單的一個理由，你可以問問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軟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嗎？這些問題美國當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個中國人都明白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國的信息產業，不管軟硬，走出去會面臨很大的障礙。

實際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預言，而是事實。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所有的前提條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對此的種種不滿，明面上指向美國，實際上指的是世界。這不是中國與美國的關系，而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所以，巨額補貼不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場化方式招致反彈，并不能幫助中國企業去國際上賺錢，反而會幫倒忙。

情懷與補貼

熱烈的輿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國家財政補貼。

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內人士，這中間，有真誠的情懷。科學家、理工科知識分子往往都有這種情懷。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涉及到的資金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提供巨額支持，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理工科知識分子更加傾向國家主義，呼喚國家投資。

不過，還有很多情懷背后，是對補貼的貪婪。面對任何“為了國家利益”的話語，都要把國家這個詞拆分為更多、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被國家二字所掩蓋的事實與真相。國家去高端產業賺錢，這句話并不精確，實際上，不是國家，而是芯片行業、行業精英賺到更多的錢，而老百姓為此做前期的風險投資。

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市場中的企業家一般不會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基于財政預算的，則會顯示出家國情懷，甚至通過公關定位，給自己加上意識形態色彩。這相當于在意識形態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無論哪種情懷都忽略了出錢的主體：老百姓。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了熱血沸騰的情懷，在現代意義下，這個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的任何決策，公民都必須承擔起代價。國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國家要投資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塊的稅，或者少200塊的醫療。當然，這個數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錢的地方卻不只這一項，教育、醫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扶貧、舊房改造。

1970年，贊比亞修女Mary Jucunda 給NASA的Ernst Stuhlinger博士寫了一封信，信中修女問：目前地球上還有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飯，他怎么能舍得為遠在火星的項目花費數十億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來被命名為《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釋。

一艘火星飛船能讓多少孩子吃飽，一塊芯片能救多少個白血病孩子，這樣的問題，應該問，必須問。正是這樣的問題，才能遏制國家主義、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懷。然而，一個美國人能為自己國家的預算向一個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釋，但現在，情懷似乎要壓倒一切。

這種情緒化的輿論推動的公共預算，并不是國家之福。少數人喊出的國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壓倒科學、審慎的多方討論與權衡。更何況，正如前面所說，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虛夸大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