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美國財政部長帶領的高規格貿易代表團到達北京。一場全球矚目的中美談判即將上演。它關系世界經濟走向，也關乎中國能否成功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我們刊發此文，從大國博弈的視角審視中國崛起之難。

這個世界很大，這個地球上人很多。

但是在通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卻是無比的空曠。

在2018年的世界，中國是唯一一個正在大步走向發達國家的國家。從中東的沙特，南亞的印度，非洲的南非，東南亞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中亞的哈薩克斯坦，還是俄羅斯，不好意思，他們都不行。

成為發達國家，是如此的艱難，以至于雖然我們的前方就是發達國家，但是我們的身后，其實空無一人，并沒有同行者。

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顯得有點孤獨。

為什么成為發達國家如此艱難？

在過去的50年，發達國家以外，真正算得上邁入發達經濟體的，也就是亞洲四小龍和以色列。其中只有一個人口大國，那就是韓國。說韓國是人口大國，因為他人口過了五千萬，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有點不適，但是感覺還好，日本+北美+澳新+西歐也有差不多八九億人。

所以說，韓國的崛起，其實對西方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你想八億人突然多了五千萬人進來，相當于增加了大約6%左右的體量。

中國就有點不一樣了，五千萬人也就是中國一個省的人口，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平均人口是4484萬人，這是不得了的數字。

十四億人，全部進入發達國家，那是很要命的，這個體量比現有發達國家之和還要大，將會完完全全的改變發達國家的面貌。

改變發達國家的什么面貌呢？

首先在種族上，是黃種人取代白種人獲得優勢地位。

發達國家目前以西方白人國家為核心，西方以外的兩大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日韓為首的黃種人發達經濟體，人口合計才1.8億人，按照經濟總量計算，在發達國家中的占比更低，因此黃種人在發達國家里面是邊緣族群。

我們一說發達國家，腦海里首先浮現的是白人的面孔。而14億中國人的進入，將會改變發達國家的種族力量對比，發達國家60%的人口將變成黃種人，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口中，黃種人對白人會獲得1.5:1的優勢。

其次是在控制權上，西方控制權將大大衰落并向中國轉移。

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權，也是在西方白人的手里。比如，在日韓領土上駐扎著軍隊，事實上控制著日韓的經濟發展，影響著兩國的政治局勢。

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是獨立國家，并不受西方人控制，對西方人來說，以往的日本，四小龍和以色列，都是受控的進入發達國家大門，而中國是第一個不受控制的發達國家敲門者，是門口的野蠻人。

第三、發達國家的文化和文明內涵將會徹底被改變

中國不僅人多，而且還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的文明比西方優越。中國以人為核心的“人定勝天，自強不息”文化，和西方以神為核心的拜神宗教文化，可以說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文明內核。

最為典型的是中國和西方歷史傳說上同樣是遭遇大洪水，中國的故事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西方的故事是諾亞方舟。以至于中國網絡上據此流傳著“華夏男兒--亞伯拉罕廢物”的段子，更進一步衍生出了諸如“太祖男兒—杜魯門廢物” “共產男兒-資本廢物”各種段子。

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發達國家白人是不愿意接受從文明，種族和控制權的地位都被奪走。所以絞殺中國制造，阻止中國和中國企業崛起，是發達國家政府和發達國家企業保持自己地位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實力最強的美國和實力第二強的日本，他們最不能接受中國崛起。

最近的中興事件，想必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中興事件之后，中國商務部在回應記者問題時說，已經收到美方希望來華就經貿問題進行磋商的信息，對此表示歡迎。

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未來幾天內美國代表將在未來數日率領代表團前往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磋商。

事情就是這么的有趣，美國人一邊說我想來和你談一談解決問題，一邊又開始調查華為。

所以北京會談就非常關鍵了，雙方既然都想坐下來談，說明內心還是想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是能夠坐下來談，不代表最后就談得攏。

2003年的9月，同樣是美國財政部長訪華，當時的美國財長斯諾的目的就是想讓中國實現人民幣升值，認為中國長時間從8.28的匯率中獲得了好處。某種意義上，美國人這種要求和讓日本人簽訂廣場協議其實沒太大區別。

當時的中國是果斷的拒絕了美方的要求，所以那一次雙方就是沒有談成的。當然后面是美方繼續不斷施壓，中國終于在2005年7月主動讓人民幣升值，只不過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緩緩的形式。這一次的談判，如果美方的訴求只是要求減少對華逆差還好說，中國可以多買你的天然氣，農產品什么的平衡一下，就怕美方有更多的其他要求。

什么是其他要求呢？其實就是想打擊中國制造2025，當然明面上肯定不會這樣說，美國人都是說要保護知識產權，同時指責中國搞貿易保護和政府補貼之類的。

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圍剿，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手段：

01

對中國最好的企業進行收購和入股

中國最大的空調企業格力

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企業徐工

中國最大的果汁企業匯源

中國最大的堿性電池制造商南孚

中國最大的啤酒公司雪花，金威，青啤，哈啤，重慶啤酒等；

中國最大的廚房小家電企業蘇泊爾電器；

其他還有哇哈哈，中華牙膏，小護士，美加凈，大寶，新飛冰箱等，

都遭遇過外資收購，他們中有的在國內的反收購浪潮中得以保存，最典型的是格力，當年度過收購危機之后如今大放異彩。

有的只是出售了部分股權，有的則徹底被收購變成完全的外資，甚至有的品牌出售后，就徹底的消失在歷史長河里面。

我們不是盲目的排斥外資入股中國公司，但是必須要重視對核心資產的保護，美國和日本在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

2015年7月，媒體報道中國紫光以230億美元向美國美光公司提出收購要約，到2016年1月就被美國人斷然拒絕，可以說美國人做出拒絕紫光收購的決定，是非常迅速的。

2016年12月，中國芯片投資基金(GrandChip)在一項聲明中宣布，取消原定并購德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的計劃，原因是在美國那里審批失敗。

2017年4月，日本東芝的存儲器業務想出售，日本人毫不猶豫的把中國公司和中國資本排除在收購者以外。

2017年9月，特朗普簽署執行公告，做FPGA芯片的萊迪思，也不賣給中國企業。

2017年9月，世界三大移動GPU公司之一的Imagination以5.5億英鎊賣給中資凱橋（CanyonBridge Capital Partners），但是其旗下的MIPS CPU業務卻賣給了Tallwood Venure Capital，原因就是MIPS CPU業務包括所有的MIPSIP和專利，美國CFIUS不會審查同意。

02

通過知識產權訴訟精確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

發達國家由于擁有技術優勢，同時在長時間發展中形成了完整的專利壁壘和專利保護法律，因此對后來者形成了巨大的障礙。在大公司，往往有專業法律人士數量龐大的法務部，它不僅可以起到保護自身知識產權不受侵犯，也同樣可以成為打擊對手的手段。

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中微半導體，2004年，我國半導體設備技術專家，在全球最大半導體設備企業美國應用材料公司擔任副總裁的尹志堯，辭去在應用材料的職務，回國創業。這對當時基本算是一片空白的中國半導體設備產業來說，是件大好事。

由于研發半導體制造設備需要較長時間，中微半導體在2004年之后，一直處于全力研發新設備的階段，三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微半導體研發出應用于65納米至45納米高端芯片生產的設備，大大提升了半導體生產設備國產化水平。

中微的產品才剛剛進入制造廠家試用，還沒有開始正式的批量商業銷售，就被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在美國加州法院起訴，稱中微使用了應用材料的商業機密開發了設備，要求停止侵權并且進行賠償。

當時還沒有正式形成銷售收入的中微，不得不拿出費用聘請美國律師，同時在公司內部調撥人力應對在美國的跨國訴訟。

應用材料公司的指控也非常簡單：

中微申請的兩項專利應該歸應用材料所有，因為這兩項專利是任職中微的4名前雇員發明，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長、創始人尹志堯，副總裁陳愛華。

根據訴狀，美國應用材料的理由是這樣的，尹志堯2004年辭去應用材料副總裁兼CTO前，一直管理蝕刻產品團隊，參閱過公司“大量敏感信息和商業機密”。而陳愛華之前擔任另一產品總經理，熟悉該領域大量專利技術。

美國應用材料還表示，當初與4人曾簽訂過協議，不僅要求其在任職期間所有專利所有權歸應用材料。而且即使離開應用材料，1年內申請的專利也全部“假定為其受聘于應用材料期間所發明，所有權歸應用材料”。

應用材料的訴訟，當時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商業策略手段，這場訴訟打了兩年多，一直到2010年1月，雙方才在上海和美國加州法院達成和解。這也說明應用材料公司對全球范圍內新崛起的競爭對手，具有高度的警惕性。應用材料起訴中微，只是中微半導體成立14年來的訴訟戰之一。

2009年，美國另外一家半導體生產設備廠家科林研發（lam research）就在***起訴中微侵權，中微積極反訴，最終證明對方專利無效。

中微在進入LED芯片制造的核心設備MOCVD領域之后，產量不斷上升，2017年中微發貨量甚至突破了100臺，這是非常大的數字，2016年全球新增MOCVD數量才136臺左右。中微不僅已經成為和美國Veeco并列的兩家世界最大MOCVD設備制造商，而且在不斷侵蝕Veeco的份額。

中微半導體，由于是美國歸國人員創辦，因此極為重視技術積累和專利，公司有專人研究專利和知識產權狀況，保證公司使用技術能夠避開現有專利的封鎖，這其實需要高度的專利相關知識，因為各類專利千千萬萬，沒有專門的技術功底根本無法看懂，同時很多又是只有英文文件，需要具備很強的檢索能力和閱讀能力，不然隨時可能踩到陷阱。

即使是中微這樣極為重視研發和技術能力的技術型公司，在過去的十幾年，也同樣遭到了來自國際巨頭的多次訴訟，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投入訴訟戰。

華為進入美國和思科訴訟案

美國思科一直是全球路由器和交換機領域的全球霸主，在全球數據通信市場占有率一度接近70%。

而中國華為公司從1999年開始進入該領域，僅僅3年后的2002年，該公司在中國的路由器和交換機市場的占有率就已經直逼思科。不僅如此，2002年6月，華為還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電信設備展上展出了其全系列的數據通信產品，不僅性能數據和思科相當，而且價格還大大低于思科同類產品，華為甚至還在美國媒體上刊登廣告，廣告語是“他們唯一的不同就是價格”。

同時2002年6月，華為成立了美國公司，當年華為在美國的銷售額比2001年大幅增長了70%，思科產品竟然首次出現了份額下滑。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對華為提起訴訟。

思科提交的訴狀長達77頁，主要內容是指控華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換機中盜用了其源代碼，指控還包括路由器和交換機命令接口等軟件侵犯了思科擁有的至少5項專利。指控涉及的專利、版權、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等罪名高達21項。這是思科17年來首次主動提起訴訟，也是華為成立15年來首次被外國企業起訴。

不僅如此，思科更是進行廣告投放進行大肆宣傳，對媒體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在訴訟開始時，美國輿論幾乎一致認定華為竊取了思科的東西，美國幾家最著名的財經媒體對華為侵權做出了肯定性報道，還有媒體懷疑華為具有軍方背景。

華為向美國方面開放了VRP平臺的源代碼用于比對，第三方分析人員沒有一個是中國人，包括斯坦福大學教授數據通訊專家Dennis Allison在內，對思科IOS和華為的VRP平臺新舊兩個版本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是：華為的VRP平臺有200萬行源代碼，而思科的IOS則用了2000萬行，其中華為VRP舊平臺中僅有1.9%與思科的私有協議有關。

同時在思科提出的8大類21項指控相關的2000多條源代碼中并沒有發現華為對思科的侵權。

2003年3月20日，華為和3Com的合資公司宣告成立，共同經營數據通信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業務。這是思科與華為訴訟案中的轉折點。

時任3Com公司CEO的克拉夫林隨后出庭作證表示，華為的技術和實力是值得信賴的。事實上，在成立合資公司之前，3Com對華為技術、管理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考察，正因為信任才決定合資合作。

此后，在雙方反復舉證，并進行過兩次聽證會后：

2003年6月7日，法庭駁回了思科申請下令禁售華為產品等請求，拒絕了思科提出的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件類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頒布了有限禁令：即華為停止使用有爭議的路由器軟件源代碼、操作界面及在線幫助文件等。

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事實證明，華為并沒有侵權。2004年7月末，思科與華為達成最終和解協議。華為并沒有侵犯思科的知識產權，但華為已經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戶手冊、幫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碼，以消除思科公司的疑慮。

華為、思科、3Com公司向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法院馬歇爾分院提交終止訴訟的申請，法院據此簽發法令，終止思科對華為的訴訟，最終全部解決了該起知識產權案件的爭議。同時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訴訟。

華為和思科訴訟案，在2003年的中國是最具影響力的財經新聞之一，不亞于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制裁中興案，在思科宣布起訴華為之后，短短幾天內中國互聯網上各種關于此案件的評論文章就有數千篇。

實際上，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這類訴訟不勝枚舉，即使你完全沒有侵犯知識產權，也不得不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知識產權保護，一方面可以保護創新，另一方面也成為了先進者打壓后來者的工具。

03

運用國家形式，直接禁止中國進入美國和投資美國高科技企業

華為無法進入美國已經盡人皆知了，2018年4月18日，在深圳的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輪值CEO徐直軍是這樣回答關于美國的問題的。

分析師問：我很關心最近在美國發生的貿易壁壘，之前華為和AT&T的合作也流產了。您如何看待和評價美國現在商業環境包括今天中興再次遭遇美國禁令的事件？

徐直軍：中美之間發生了很多故事。中美之間問題不是我在這里能說清楚，可以解決的。

關于華為在美國定位，歷年來大家都會關注這個問題，我每次說的很清楚。公司在各種場合也表達了我們的態度和定位。這一次我也沒有更多新的信息。

作為華為，還是聚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遇到啥困難，更加服務好客戶，才能長期生存和發展。有些事情不是我們意志為轉移的，與其你無法左右，還不如不去理它，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服務好自己的客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打造更好的產品，滿足客戶的需求。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輕松。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市場之一，華為只做美國以外的市場，就在2017年做到了900億美元，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僅如此，美國不只是禁止中國在美國銷售高科技產品，同時還準備限制中國在美國進行高科技投資，據彭博社和《金融時報》報道，當地時間2018年4月19日，負責監管國際市場與投資策略的美國助理財長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2018國際金融協會華盛頓政策峰會上表示，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來限制中國在美國涉及敏感科技行業的投資。其中包括半導體以及5G無線通信技術。

04

動用國家力量，直接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

除了1996年的《瓦森納協定》限制出口軍用以及軍民兩用物資以外，以2015年為例，美國就禁止向中國的超級計算機出口芯片。2015年4月，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決定禁止向中國4家國家超級計算機機構出售“至強”(XEON)芯片。

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在2月18日發表的公告稱，使用了兩款英特爾微處理器芯片的天河二號系統和早先的天河一號A系統，“被認為是用于核爆炸活動。”

此次被禁運的4家機構分別是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和國防科技大學，它們被美國列入“堅持違背美國國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的實體名單”。

不過到2017年底，中國已經使用國產芯片對英特爾的芯片進行替換。以運算速度全球第二的“天河二號”為例，到2017年美國已經禁止對中國出售的Xeon Phi加速器，但到2017年底，“天河二號”就使用全新的國產Matrix 2000加速器，替換原有的Intel加速器。

實際上，美國人的對華出口管制清單遠遠不只是超算芯片，目前的中美貿易戰，我國很多網友說，光看雙方互相征收關稅的貨物清單，感覺中國是工業國，美國是農業國，其實不然，美國自我設置限制不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而已。

05

運用技術優勢收取不合理專利費用和獲取不合理權益

其實給專利付費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利用技術優勢地位獲取不正當利益，就會極大的打擊后來者的進步，典型的就是高通稅。

我國是世界手機設計和生產大國，2017年高通2017財年產生的223億美元收入中，65%來自中國，而在2016年財年這個數字還是57%。因此僅僅2017年高通從我國獲取了145億美元的銷售額，相當于超過970億人民幣。

2015年2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宣布對高通處以人民幣60.88億元罰款，相當于高通2013年度我國市場銷售額8%的罰款，我們看下理由是什么：

經調查取證和分析論證，高通公司在CDMA、WCDMA、LTE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和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了以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一是收取不公平的高價專利許可費。高通公司對我國企業進行專利許可時拒絕提供專利清單，過期專利一直包含在專利組合中并收取許可費。

同時，高通公司要求我國被許可人將持有的相關專利向其進行免費反向許可，拒絕在許可費中抵扣反向許可的專利價值或提供其他對價。此外，對于曾被迫接受非標準必要專利一攬子許可的我國被許可人，高通公司在堅持較高許可費率的同時，按整機批發凈售價收取專利許可費。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許可費過高。”

這個第一條，就有三個條款：

一個是就是搞專利捆綁銷售，過期的專利也捆綁在專利中一起銷售，而這種過期專利應該是免費的，高通卻拿來收費。

一個是更為惡劣的是反向許可條款，也就是說，華為，中興，聯想，小米等手機廠家的無線通信專利，免費的無償的許可給高通使用，并且拒絕抵扣專利價值，這完全漠視和侵犯了手機公司的知識產權。

另外一個是按照整機批發凈售價收取專利許可，什么意思呢？一部小米手機，售價1000元，高通按照5%的比例收取50元，如果小米通過自己的營銷手段和技術進步，賣到了1200元，盡管高通授權的專利沒有變化，對小米手機售價的提高沒有貢獻，高通依然是按照5%的比例收取60元。

還有就是，高通的專利只是涉及到部分零部件，卻按照整機的售價收費，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這等于攫取了其他零部件廠家的創新成果。

二是沒有正當理由搭售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在專利許可中，高通公司不將性質不同的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與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進行區分并分別對外許可，而是利用在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的支配地位，沒有正當理由將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進行搭售，我國部分被許可人被迫從高通公司獲得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

這一條也是同樣，并不是無線專利，卻強迫手機廠家搭售購買，而這些專利對手機廠家毫無意義。

三是在基帶芯片銷售中附加不合理條件。高通公司將簽訂和不挑戰專利許可協議作為我國被許可人獲得其基帶芯片供應的條件。如果潛在被許可人未簽訂包含了以上不合理條款的專利許可協議，或者被許可人就專利許可協議產生爭議并提起訴訟，高通公司均拒絕供應基帶芯片。由于高通公司在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我國被許可人對其基帶芯片高度依賴，高通公司在基帶芯片銷售時附加不合理條件，使我國被許可人被迫接受不公平、不合理的專利許可條件。

簡單的說就是，你如果不簽署我的專利霸王條款，那我就基帶芯片都不賣給你了，而高通的基帶芯片在市場上占有統治地位。

中國發改委的整改措施，除了罰款，以及消除高通以上的霸王條款之外，最大的進步是高通在中國只能按照整機批發凈售價的65%收取專利許可費，這大大的降低了我國手機企業的負擔，這也是高通在全球首次改變其收費規則。

高通的收費有多貴，大家可能感受不到，2015年高通和發改委達成協議的收費規則是這樣的：

3G設備（包括3G/4G多模設備）收取5%的許可費，對包括3模LTE-TDD在內的4G設備如不實施CDMA或WCDMA則收取3.5%的許可費，在上述每種情況中許可費基數為設備凈售價的65%。

簡單的說，3G手機1000元，按照650元收取5%，也即是32.5元。4G手機，只要不支持3G的CDMA和WCDMA（一般都不實施）收取3.5%，2000元的手機按照1300元收取3.5%，就是45.5元。

大家可以算下，你買了一部3000元的OPPO或者小米手機，支付了多少錢給高通。

當然，總的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中國手機公司在無線專利方面不斷進步，高通稅是在不斷退坡，3G手機按照5%，4G手機按照3.5%征收，總體的稅率在降低。

另外隨著中國手機廠家的實力上升，對現有專利費率也還是不滿意，2017年11月就傳出消息，華為暫停向高通支付專利授權費。

不只是華為，全球手機研發實力最強的蘋果和三星，也在和高通重新談判專利許可費率。

06

通過合資控制中國企業發展

合資并不意味著就是吃虧，但是合資往往只有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才會有雙贏。

作為最大工業產業的汽車產業就是個典型，當年我國共和國汽車工業的次子二汽，堅定走合資的路，甚至解散了自己的研發中心，結果該研發中心不少工程師被當時還在艱苦創業的奇瑞公司招致麾下，結果短短幾年時間就開發出了東方之子，QQ等奇瑞旗下的著名車型。

一直到2018年，我國幾大國有汽車集團，其主要利潤來源仍然是合資企業。設立合資企業，是發達國家企業通過利益分享的方式，和中國主要企業進行利益捆綁，同時讓對方將資源投入到合資企業，將骨干人才調入合資公司以獲取利潤，減弱其自主開發技術和自主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控制對方在自己的框架內發展，可以有效地掌握其發展節奏。

合資公司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場婚姻，看合資公司會不會成功，一定要看雙方是不是勢均力敵。我國汽車工業集團當年在技術和管理處于絕對弱勢的情況下和外方合資，理論上說是市場換技術，但是就單個國有汽車集團而言，根本無法實現對市場的控制，也就是市場這張牌并沒有在自己手里，而同時自己在技術，管理水平和質量管控上又大大弱于外方合資對象，直接導致在合資企業失去話語權。

相反我國高鐵為什么搞合資，就是成功案例？

當年長春客車和阿爾斯通，川崎和南車，龐巴迪和青島四方，西門子和唐山機車合作，單看我國四大機車廠任何一家，都是沒有對市場的掌控能力的。

但是就是因為有鐵道部進行統一統籌，整個中國市場被中方牢牢掌控，我國高速列車技術能力當時遠遠弱于外方的情況下，卻掌握了主動權，成為了強者，結果外方不得不進行了技術和制造工藝的轉讓。

再強調一次，和外方建立合資公司，一定要看雙方是不是近似于勢均力敵，這就跟國與國，人與人的交往是一樣，如果雙方是強者和弱者的關系，那么弱者的利益能不能保證，基本上就是看強者的態度了。

合資公司里面，強者一定會占據主導權，同時也會獲得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合資公司甚至還成了發達國家阻礙中國自主產業發展的一種手段。

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進口面板制約之痛的創維、TCL、康佳、長虹等四家彩電巨頭，計劃合資在深圳建設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但在向外國企業尋求技術支持時，或者干脆被拒絕，或者被索要巨額技術轉讓費。

于是他們主動找到了京東方，雙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占股20%，組建了深圳聚龍光電公司（注冊資本800萬元）。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億元的資金支持。

為了支持聚龍計劃，京東方立刻就組建了數百人的技術團隊。但是就在聚龍計劃的消息傳出來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動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設一條7.5代線的計劃，深圳市政府和四大彩電巨頭都產生了動搖。而長虹干脆撤出去做等離子（PDP）了，京東方則被晾在一邊。而之后夏普又違背了承諾，要求在控股的情況下轉讓技術，導致談判到2007年9月終止。這直接導致深圳的顯示面板生產工廠計劃向后推遲了兩年。

07

高價設備和原材料銷售

典型的就是光伏產業。

光伏產業，目前中國已經占據了世界的壓倒性份額，光伏產業鏈各環節生產規模全球占比均超過50%，繼續保持全球首位。

生產光伏組件的生產設備，曾經長期把持在歐美發達國家企業當中，在2006年，中國企業要想搭建完整的一條100MW光伏產品生產線，只能向發達國家企業購買，費用高達1.6億元-2億元。

不僅是生產設備，發達國家還通過高昂的原材料，零部件價格，從中國制造業攫取大量利潤，同時也抬高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中國公司產品的競爭力。

要打破這個局面，中國只能搞自主研發，到了2016年，光伏生產設備行業十種主要的生產設備，已經有七種實現了國產化，而這時，2016年，一條100MW生產線的工藝設備的投資，僅需要6000萬元左右。由此可見，國外設備商從中國公司身上攫取了多少利潤。

我們當年說，中國光伏產業崛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曾經經歷過兩頭在外，什么是兩頭在外呢？

一邊是關鍵的昂貴的原材料和設備需要從國外采購，另一方面主要的市場又在以歐洲為主的國家，導致我國一邊要進口昂貴的進口設備和原材料零部件，同時為了進入歐洲市場，還要花費大量資金進行相關的測試，認證。

做過海外客戶出口的都知道，國外客戶很多都有自己的“個性認證”和“測試”要求，這養活了一大批海外的測試和認證機構。

我曾經接待過的一個英國老頭，就來自一個英國的認證機構，到了深圳和上海我陪著好吃好喝招待，之后他就帶著一個二十多歲的中國女孩子去海南島度假了。

中國制造，真的是無數人通過艱苦奮斗才做起來的。

08

生態的控制封鎖

最為典型的就是IT領域的windows+Intel體系和ARM+安卓/IOS體系，發達國家企業通過先發技術優勢，形成了強大的生態系統，讓后來者的自主研發喪失了市場需求，變得無利可圖。

在中國，比如阿里巴巴通過在西方生態體系中賺取了利潤，投入自主研發，今天阿里云計算的數據庫Oceanbase，云操作系統飛天，以及2017年整合發布的物聯網操作系統AliOS（前身是YunOS），都在逐漸擺脫西方生態體系開始實現自主化。

上汽榮威和雪鐵龍發布的電動汽車，都使用的是阿里的端操作系統AliOS。華為也同樣發布了自己的物聯網操作系統liteOS。操作系統，在桌面很難挑戰windows，在移動端很難挑戰安卓和iOS，但是在新興的物聯網領域，華為和阿里都發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統，并且已經形成了銷售額。

阿里巴巴在汽車行業布局最早，2016年7月發布的榮威RX5上搭載的互聯網智能系統1.0，是由阿里和上汽組建的合資公司斑馬智行提供，底層系統基于AliOS。直到2018年3月，榮威RX5月銷量仍然高達22065輛。

09

貿易戰關稅打壓

美國人2018年3月23日簽署的備忘錄，直接就是面向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領域進行征稅，稅率預計為25%，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為什么呢，以前美國只是禁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華為的主力產品是通信設備，因此美國封鎖華為，其實只是封鎖了中國的一項高科技產品不能進入美國市場。

而貿易戰對準的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領域，意味著中國公司被封鎖的范圍從華為開始遠遠的被擴大，這大大超過了對華為封鎖對中國的影響。

中興被制裁，在國內被認為是蠢，沒有誠信，不守規矩，其實以美國人發動貿易戰對中國500億美元的高科技產品征稅為例，中國這些領域的公司，總沒有違反美國法律吧，照樣被毫無理由的進行精確打擊，所以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想找借口找理由真的很容易，即使沒有理由沒有借口，也照樣可以打擊你。

10

直接精確制裁

這次的中興就是最為典型的案例。

為什么美國這次對準中興不放，因為在通信設備領域，中興已經取得了勝利，目前處于窮追猛打的階段。全球四強，華為和中興在不斷上升，而愛立信和諾西則處于節節敗退的境地。

4月27日晚間，中興通訊（000063，SZ）發布的一季報顯示，公司今年一季度營收為288.80億元，同比增長12.18%；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16.87億元，同比增39.01%。中興宣布該財報沒有考慮拒絕令的影響，將會發布基于拒絕令影響的財報。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制裁，中興今年第一季度的表現非常好。

我們再看看西方競爭對手的情況怎么樣，瑞典電信設備制造商愛立信發布的該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報告期內，公司凈營收為434億瑞典克朗（約合317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的478億瑞典克朗下滑9%；凈虧損為7.25億瑞典克朗（約合5.29億元人民幣）。

此外，愛立信在今年第一季度還裁員超過3000人，事實上，自去年7月宣布重組以來，愛立信累計的裁員總數已接近1.8萬人。

根據4月26日諾基亞發布的今年一季度財報顯示，公司第一季度凈銷售額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為49.2億歐元，而去年同期為53.8億歐元；凈虧損1.88億歐元，較上年同期的凈虧損4.88億歐元收窄61%。

華為和中興按照這個趨勢下去，正在走向逐漸壟斷全球通信設備市場，這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優勢最大的一個電子高科技產業，因此美國人選擇中國的這兩家主力企業針對性下手，是做了精心選擇的。

以上是總結的是西方打壓中國產業發展的十個手段，其實在這以外還有很多，比如商業間諜，高薪挖走核心人才，對華裔科學家判刑，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國是全球遭受此類調查最多的國家）等等。

我們稱之為發達國家對中國制造的圍剿，而我們針對西方的收購，合資，訴訟，專利費，禁運，禁止投資，禁止進口，生態封鎖，高價設備，貿易戰關稅，制裁等手段的反制就是反圍剿。

這些圍剿手段，可以說每一項都可能置中國企業于死地，也確實有大量中國企業在這中間倒下了。

隨便可以舉出一大堆例子：

在收購中大量民族品牌消失的日化產業，活力28，新飛冰箱，小護士…

在合資中一蹶不振的汽車自主品牌，就不說名字了…

在IT生態封鎖中消失的方舟芯片，永中office…

手機品牌里面經營情況不好，卻還要向高通繳納高額專利費的魅族等….

中國制造的崛起，是在荊棘鄰域殺出的一條血路，能有今天的成績，是非常了不起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反圍剿過程中，最大的共同經驗，也是最有效手段，就是要獨立自主，不管合資，收購股權，被制裁，生態封鎖，關稅，禁運還是其他，獨立自主的擁有自己的技術永遠都是最好的反擊手段。

這也說明，手段是附著于基礎力量之上才能發揮作用，不管對手的圍剿手段如何千變萬化，只需要加強技術，人才和資本三大基礎力量，基礎上去了，自主力量夠強了，不管對方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