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人工智能世界強國需要三個條件：先進的算法、專業的計算硬件、大量數據。美國的優勢在前兩項，中國的優勢在第三項。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美國財長努欽率七人團訪華談判前夕，有媒體把中美之間的AI競爭渲染為一場“軍備競賽”。

《金融時報》5月1日報道稱，這場競賽的高地，就是大數據。

報道稱，中國在AI方面的進步使美國產生焦慮，因為其“技術例外主義”似乎受到了威脅，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表示，“美國認為，此類技術具有巨大變革意義，占據領先地位的國家不僅能夠擁有經濟或技術優勢，而且還將擁有國家安全優勢。”

報道還提到，中國的人口基數和實用主義精神，使大數據應用的嘗試在這里有更廣闊的天地，相關人才正向中國流動。中國明確的國家政策，也比美國更有優勢。

不過報道也提到，美國的技術優勢并不會“一夜之間消失”。

報道稱，基于大量中國數據訓練出的人工智能算法，即將影響美國人的生活。

人工智能初創公司依圖總部位于上海，以“AI+安防”概念起家，該公司去年在美國的兩項人工智能競賽上摘得臉部識別技術的桂冠。

《金融時報》稱，該公司吹噓的“覆蓋超過15億人的全球最大肖像系統”是通過中國執法部門收集的數據建立的。

目前，依圖正在美國尋找客戶，該公司硅谷研究團隊負責人吳雙說，“這項技術有很多種應用。”

總部位于深圳的碼隆科技(Malong Technologies)，同樣基于大量中國數據訓練其圖像識別算法——該公司通過分析成千上萬張來自時裝秀場的照片，為服裝行業客戶分析時尚趨勢。碼隆科技稱，該公司正在美國電商領域試用這項技術。

碼隆科技首席技術官馬特?斯科特(Matt Scott)表示，“中國的關鍵優勢就是規模——更多人、更多數據、更多企業。”

斯科特曾是微軟的研究員，后來到中國，與人合伙創辦這家公司，他說，“在中國獲得這些數據后，我們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應用(這項技術)。”

像這樣的算法，就是AI競爭中的高級兵種，在大數據時代，這將決定誰將占據經濟長期領導地位。如今中國正迅速追趕，與美國爭奪主導權。

AI革命，過去通常被描繪為機器人或無人攻擊機代替人類執行任務。但AI革命的沖擊力同樣體現在一個不那么顯見的領域——對海量數據的分析。能在大數據中找到規律和模式的機器學習系統，恰是今天AI技術的最前沿。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對某些行業而言，深度學習技術能夠創造公司營收的9%，潛在經濟價值達到數萬億美元。美國和中國是這一領域當之無愧的前兩位。

麥肯錫合伙人邁克爾?崔(Michael Chui)表示，“如果你放眼全球，競爭者只有中美兩個國家”。

在中國，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受益于中國不斷進步的基礎科學研究。作為“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核心領域之一，政府已明確提出了到2030年人工智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的進步助長了美國的焦慮——其“技術例外主義”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特朗普政府試圖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至少有部分是出于對中國新技術進步的擔憂。

“很明顯，美國政府看到，自己已置身于與中國政府的技術軍備競賽中，”美國前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助理部長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表示，“美國認為，這類技術具有巨大的革命意義，取得領先地位的國家不僅擁有經濟或技術優勢，而且還擁有國家安全優勢。”

人工智能競爭如此激烈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與一場尋求新型軍事優勢的競賽有關。AI技術可以用于企業自動客服和無人汽車，同樣可以應用于同步控制無人機蜂群、分析無人設備拍回的照片等。

硅谷AI初創企業Primer的創始人西恩?古爾利(Sean Gourley)表示，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主導地位可能改變戰爭形式，也會削弱大國已經擁有的軍事優勢。

他說，這可能牽涉到全球權力的重新洗牌，無論誰在AI領域做到最好，都可能在10年內處于最強勢地位。

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無論誰成為這個領域的領導者，都將成為全世界的規則制定者。”

多數專家認為，美國仍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

決定AI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

算法、硬件和數據量。

算法方面，一名谷歌高管表示，去年谷歌AI在人機圍棋比賽中戰勝柯潔，對中國AI界是一個“當頭棒喝”，就像當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才使美國相關人員認識到差距一樣。

這一觀點得到中國一些人的認同。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技術負責人金榕表示，毫無疑問，美國仍是頂級技術的最大來源。在中國，人們的看法是，美國人從事基礎開發，主要“搞數學”，而中國人主要搞編碼和工程學。

盡管美國仍有這些優勢，中國正迅速縮小算法差距。

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Paul Allen)的人工智能研究所(AI research institute)負責人奧倫?埃齊奧尼(Oren Etzioni)表示，當談到中國研究機構的成果時，“統計數字肯定在急劇上升”。他還指出中國人工智能增長的其他跡象。在今年早些時候的AI閱讀理解測試中，人工智能的新玩家阿里巴巴與老牌勁旅微軟(Microsoft)分享最高榮譽。這是除了上文提到的圖像識別之外，中國AI算法斬獲的另一桂冠。

硬件開發方面，中國打造本土芯片的努力進展緩慢，需要重點推進。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政府從奧巴馬時代開始，就一直有效阻止中資收購，特朗普主導下的政府在這方面變本加厲。

在最后一個領域，可用原始數據方面——大多數專家認為中國的人工智能優勢集中于此。

《金融時報》稱，中國擁有大量公民數據，并且使用起來無所顧忌，這個國家的視頻監控如此普遍，因此，臉部識別技術才可以快速發展，用于制止亂穿馬路和盜竊。

同時，這也受益于中國互聯網的早期發展，人們在網上訂餐、購物、游戲和付費如此普遍，留下了大量數據足跡，商家可以據此準確定位廣告和促銷。“數據密度與人口密度成正比”，一位中國AI專家指出。

報道稱，如今中國對用戶數據隱私的規定正在收緊，但監管尺度仍距歐洲十萬八千里。歐洲走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將在本月出臺更嚴格的隱私規定，即所謂“一般數據保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在美國，臉書、谷歌和亞馬遜這樣的公司同樣掌握著大量數據，依圖公司的吳雙表示。

麥肯錫合伙人詹姆斯?馬尼卡(James Manyika)表示，這表明，像臉部識別這樣的通用人工智能應用是所有“大平臺”(可能指中、美、歐等人口基數較大的經濟體，觀察者網注)都可以發展的。相比之下，更專業的應用可以在數據最豐富的地方得到完善。比如，在制造業方面中國正在收集更多的數據。

一些專家表示，大數據在一些監管嚴格、很難取得第一手具體數據的領域能夠發揮作用。比如今年谷歌曾發表一項研究，可以通過視網膜血管圖像預測心臟病發作的風險。這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國生物銀行(Biobank)從2006年開始從英國志愿者收集的數據。

然而，生物銀行一共只收集了631份樣本，谷歌表示，這種數據量對深度學習來說實在太小，從而降低了算法對機器進行訓練的有效性。相比之下，中國醫療領域的人工智能可采集的數據樣本就多得多。

只要中國有豐富的數據，那么可能產生的經濟價值也就更大，這有助于吸引許多像金榕先生這樣的“海歸”人才回到中國。

如今，人工智能在法庭上已經代替6000多名速記員、在道路上疏導交通、在醫院分析檢測腫瘤，在上海的地鐵站，你還可以通過與機器交談來購票。

金榕說，在中國，人工智能的機會最多，多過任何西方國家。

阿里巴巴的高管們曾提到過一個“智慧城市”計劃，能夠通過計算交通流量和控制交通信號燈，大幅縮短救護車到醫院的時間。

阿里與杭州合作的城市大數據系統(環球網圖)

除了除了交通管理之外，智慧城市計劃還有幫助人群疏導、尋找失蹤兒童和老人，減少醫院等待時間……等等各種應用。這也顯示出中國與美國另一個不同之處：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能夠大規模合作，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與政府建立了聯合研究實驗室。

吳雙先生表示，這只是一部分，而美國缺乏這種廣泛的試驗機會，“總體而言，中國的科技行業現在在嘗試新創意和新產品方面更具活力，他們就是在嘗試更多的新事物。”

但這種精神在美國資本家身上依然存在。一位業內頂尖的硅谷風投家直言，“在中國，生意更大，機會更好。”

《金融時報》稱，人工智能背后的驅動力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有另一種強大力量：國家戰略。中國主導的國家戰略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投入和清晰的產業政策。這也使政府與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以及所有私人大公司保持緊密的聯系。

美國在國家政策方面做得很少。

“在美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國家方向是什么?什么都沒有。”一位硅谷投資者說，“政府只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還試圖打壓移民，這令美國科技行業感到尤其不安。美國科技行業曾經吸引大量海外人才——尤其是印度和中國的工程師。蘋果、臉書、微軟、谷歌的云計算的人工智能部門負責人都不是美國本土出生的。

埃齊奧尼對此表示，“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不再選擇美國。我們正在自殺。”他提到，谷歌和微軟為了吸引中國工程師，都在中國開設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當然，美國擁有的專業優勢也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像依圖這樣的公司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因為他們相信美國西海岸仍然吸引著世界上許多頂尖的工程人才。

“硅谷一半的人工智能工程師都是中國人，”吳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