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科技業高管說，自己每天工作14至15小時，每周至少工作六天。另一位高管表示，他每天只要醒著，都是在工作，必須要強迫自己通過看電影放松。

對此，一群硅谷高管的回應是：哇哦。

“我們在美國太懶了！”在參觀中國科技界為期一周行程的第一天，風險投資人韋斯利·陳(Wesley Chan)不禁說道。

硅谷和中國之間的鮮明差異不只是工作習慣。到了那一周快結束的時候，這一群美國高管和投資人看到的是另一個科技世界。從表面看，它和硅谷很像。靠近看，就會發現它變成了一個具有未來感卻又封閉的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同等的精彩、疏離和反烏托邦。

他們發現，為了贏，中國科技高管更有動力，更愿意不惜一切代價。但這樣做要做出很大的妥協，繁重的日程安排只是最起碼的一部分。他們發現，中國科技高管不怎么反思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以及技術被不當使用的可能性，在一個隱私法得不到嚴格執行、政府審查嚴密以及擁有強大國內監控機構的國家，這種特征可能令人擔憂。

“看到中國創新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指數創投(Index Ventures)合伙人馬克·戈德伯格(Mark Goldberg)說。“其中一些比較新的科技，例如人臉識別軟件，可以非常強大，應用時需要考慮周全——不僅是在中國，在西方也一樣。”

8月，韋斯利·陳、馬克·戈德伯格和其他11名硅谷投資人、初創企業創始人前往北京和深圳，如今這兩個城市正在競逐“中國硅谷”的名號。這趟旅行由風險投資公司基組風投(Basis Set Ventures)、指數創投和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組織，意在幫助他們理解中國是如何在不到20年里，就在科技方面成為了美國的對手。

硅谷曾經將中國視為模仿者，但如今中國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大、實力最強的互聯網公司。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多的獨角獸公司，也就是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私有企業。像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這樣的風投公司在中國的辦事處管理的資金比美國總部的還要多。而像紅杉資本的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這樣的硅谷名人一直在敦促美國創業者和投資人向中國的工作倫理、野心和技術進步學習。

這些美國人得以近距離地了解中國如何快速接受了移動電話、電子支付和視頻流，以及中國在怎樣大力致力于人工智能。

“我住在舊金山，但我發現，時不時去另一個并行發展的世界走走很有好處，”Basis Set Ventures創始合伙人蘭雪棹說；她出生在中國，每年都會回去看看。“在某種程度上，這好像是看到了未來。”

這個未來始于代表團成員入住北京中央商務區柏悅酒店(Park Hyatt Hotel)房間的那一刻，房間里的一份通知開列了“由于中國互聯網監管”他們無法訪問的網站：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谷歌(Google)、彭博社(Bloomberg)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在線支付代表了另一個強有力的隱喻。移動支付在中國最大的城市里已經幾乎無處不在，但建立賬戶需要有當地的手機號碼和中國的銀行賬戶。

一天下午，代表團成員想喝咖啡，他們在人工智能信息和娛樂巨頭字節跳動的餐廳里，看到了在中國前程似錦的瑞幸咖啡的一個門市部。但瑞幸咖啡只能通過其移動應用在線購買。在網絡零售商京東總部的無出納員便利店里，一名員工用自己的手機為代表團成員的零食付了款。

“中國的互聯網是一個墻內的花園，”韋斯利·陳說。“沒有人能打入，除非你來自花園里面。”

在這個墻內花園里，一切似乎都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硅谷的初創企業平均每18至24個月籌集一次資金，但這個代表團了解到，最成功的中國企業每六個月就籌資一次資金。對于一家熱門初創企業來說，每年籌集三到四次資金并不罕見。

“每次去美國時我都覺得，我需要以比現有速度快10倍的速度增長，”亞歷山大·魏德爾(Alexander Weidauer)說，他是代表團里唯一的一名非硅谷成員，是總部設在柏林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開發商Rasa的創始人。“現在我覺得，我需要以快100倍的速度。中國的速度很瘋狂。”

他們的東道主不斷提醒他們，中國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比美國有優勢。中國龐大的人口和不嚴格的隱私法讓中國公司能夠獲得更多的數據。人工智能公司還得到相當多的政府支持，愿意為頂尖人才支付更高的薪酬。

“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優勢可能不會持久，”創新工場(Sinovation Ventures)首席執行官、谷歌中國前負責人李開復對他們說。“事實上，”他補充說，“美國人現在處于信息劣勢。”

但在代表團成員看來，中國缺失的東西也顯而易見。首先，這里只有中國人。即使在創立之初，谷歌的員工也來自39個國家，會說40多種語言。

“中國有點同質化，”韋斯利·陳說，他曾是谷歌的早期員工。“與硅谷相比，你在這里找不到那么多觀察世界的視角。”

再就是工作時間表。這些硅谷人初次聽到996這個中國創業理念：工作時間是早9點到晚9點，每周六天。他們從震驚中緩過勁來后不禁問道：這個令人筋疲力盡的時間表有道理嗎？

“我不太擔心我投資的公司不如中國公司這么努力工作，”韋斯利·陳說，他現在是法利思創投(Felicis Ventures)的合伙人。“當它們的創造力和效率降低時，我才會擔心。”

雖然中國正在變得更創新，但代表團的許多成員說，他們認為——他們的一些中國同行也同意，美國在某些領域仍處于領先地位。

盡管一些中國技術公司看上去可能非常像硅谷式的公司——巨大的園區里有餐廳、健身房和休息室——但它們喜歡采用的管理方式仍是自上而下、以績效為導向的。與硅谷不同的是，聰明的下屬很少有自由去開始一個新的東西。

中國科技行業人士對這個硅谷代表團說，許多中國人崇拜優步(Uber)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這突顯了他們對強大領導者的欽佩。去年，公司卷入各種丑聞后，卡蘭尼克辭去了優步首席執行官的職務。中國人崇拜卡蘭尼克的原因是：在與當地一家更大的競爭對手打爭奪戰時，卡蘭尼克表現出與中國老板一樣的氣勢洶洶和好斗。

基本上沒有人討論中國企業無休止地追求增長，以及它們所開發技術的社會影響問題——硅谷目前正面臨這方面的批評。當參觀者問中國公司如何應對審查和算法驅動的社交媒體時，他們的主人要么對這些問題感到困惑，要么表示不屑。

接待他們的一些中國高管說，技術本身是中性的。技術取決于人們如何使用它——這是硅谷公司以前的論點。

再就是監視的問題。中國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政府合作，不斷加大跟蹤本國人民日常生活的努力。有些公司實際上就靠這個賺錢。

盡管如此，硅谷代表團以前并未料到人臉識別技術會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他們參觀的公司在辦公室門口，以及公司內部的零售亭都使用了這種技術。他們還看到了一些演示視頻，展示了中國警方如何使用這個技術監控擁擠公共場所的潛在犯罪，還了解到用這個技術逮捕了多少犯罪分子。

知道了攝像頭的普遍程度后，他們開始數攝像頭。就連他們從深圳酒店租來的面包車上也裝了好幾個，這些攝像頭不時地閃爍，表明它們在工作。

然后，像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們習慣了攝像頭，就好像這些攝像頭根本不存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