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2萬人，每年4億美金，一定要站起來！

以麒麟CPU支撐華為手機在8年間，從無人問津到閃耀全球；

在德州儀器（TI）、恩智浦（NXP）等國外廠家的長期壟斷下強勢突圍，徹底改寫中國智能電視廠商依賴國外芯片的歷史，獨占國內一半以上的市場；

在視頻監控領域，拿下全球70%的占有率，助力?？?、大華成為全球安防市場上的雙寡頭；

作為H.265編解碼技術的主要貢獻者和擁有最多核心專利的業者，重新定義全世界的視頻技術標準，為4K/8K超高清視頻筑底；

創造這一切的，是華為旗下一家極其低調的公司——海思半導體。

短短十幾年，它便從一家寂寂無名的芯片小廠，悄然躋身中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2018年，它更超越AMD，擠進全球前五大芯片設計公司的陣營。

相比海思的低調而言，更為低調、甚至神秘的，是它的掌門人何庭波。

2004年，任正非交給何庭波一個“嚇人”的任務。這個任務，后來改變了華為。

【1】

全球半導體產業一直為男性主導，鮮有女性出彩。

締造海思奇跡的何庭波，改寫了這個歷史。

常年生活在鎂光燈之外，幾乎從不接受采訪的她，至今是公眾眼里的“陌生人”，但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她早已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存在。

而她與半導體，也已是幾十年的交集。

何庭波的人生，自從大學選擇半導體物理專業，就與芯片結下不解之緣。

與那個時代許多趕時髦的女孩不同，這個短發姑娘，最大的心愿是當一名工程師。

20世紀90年代，中國通信與半導體產業尚處在萌芽期，華為是何庭波實現人生理想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1996年，27歲的她從北郵碩士畢業，成為華為的一名工程師。

彼時的華為，芯片事業剛剛起步。

為了這項事業，任正非苦口婆心，從億利達挖來硬件工程師徐文偉，并不惜欠下高利貸，從國外購得EDA軟件。

到何庭波加盟時，華為已做出第一顆芯片，并憑借C&C08交換機的大賣，熬過了“不成功就跳樓”的艱苦歲月。

公司內部，低落的士氣被滌蕩一空，所有人都在為更大的成功磨刀霍霍。

光通信設備這一新業務，在當時被寄予了厚望。何庭波到華為后，被分派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設計光通信芯片。

在狼性華為，何庭波一個柔弱女子，要想出類拔萃，沒有一股子拼勁兒，是萬萬不能的。

當時，高戟負責產品開發，何庭波負責芯片設計。由于需要共用一套儀表，兩人經常爭搶設備。

據后來升任華為路由器與電信以太產品線總裁的高戟回憶：“為了顯示紳士風度，我每次都會讓著她，但這并非長久之計。”

最終，兩人定下一個君子協定：白天何庭波調試，晚上高戟調試。

能夠在爭搶中相互進步，那也是一種幸福。

而何庭波當時面臨的一個更大挑戰，還不是設備的奇缺，而是工作地點的不確定。

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擴張，對員工跨地區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要求。

就在何庭波進入華為兩年后，無線業務成為公司重點。鋒芒乍露的何庭波被委以重任，一個人前往上海組建無線芯片團隊，從事3G芯片研發。

幾年后，她又被調往硅谷，夜以繼日地工作了兩年。

也是在那里，她親眼目睹了中美兩國在芯片設計上的巨大差距，為日后海思大規模引進海外人才埋下了伏筆。

四處趕場的經歷雖然辛苦，卻讓何庭波的能力得到極大提升，她的職位也一天天晉升，從高工到總工，再到中研基礎部總監。

直至有一天，任正非交給她一項任務。這個任務，后來改變了華為。

2004年，因為押注CDMA而在國內一敗涂地的華為，好不容易抓住海外市場這根稻草，沖出重圍，開始騰出手來謀劃新的業務。

手機成為當時很自然的選擇，但芯片卻掌控在西方手中。一直專注于此的何庭波，成為任正非眼中打開局面的人。

“給你2萬人，每年4億美金的研發經費，一定要站起來！”任正非說。

集中優勢兵力，只對準一個城墻口沖鋒，這是任正非和華為一貫的打法。

何庭波雖然早就習慣，但當時整個華為只有3萬人，研發不到10億美元，如此高強度的投入，還是把她“嚇壞”了。

老板沒有理會，語氣堅定地要給。

海思就這樣，在何庭波“被驚嚇”的過程中誕生了。

多年后，任正非說，華為堅持做系統、做芯片，是為了“別人斷我們糧”的時候，有備份系統能用得上。

【2】

雖然有人，有錢，更有老板的支持，但海思的起步卻異常艱難。甚至一開始，連定位也不清晰。

2006年前后，聯發科在業內首創交鑰匙（Turnkey）工程，將手機主要功能集成在一塊芯片上，大大降低了造手機的難度。

山寨機迅即在全國泛濫，聯發科也從一家DVD小廠，一躍成為比肩高通的芯片制造商。

受此啟發，海思開始著手打造自己的Turnkey方案。

芯片開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技術難度大，研發周期長，沒有彎道可以超車。

何庭波對此心知肚明，每次碰到難以逾越的困難，員工士氣低落時，她總是給他們打氣：

“做得慢沒關系，做得不好也沒關系，只要有時間，海思總有出頭的一天?！?/p>

盡管如此，海思起步時命運之多舛，還是超乎她的想象。

據華為老兵戴輝介紹，任正非當初曾給海思定下目標：三年內，招聘2000人，外銷40億元。

結果，第一個目標很快就完成了，第二個目標遙遙無期。

事實上，最初三年，海思除了在數據卡、機頂盒、視頻編解碼芯片上小有斬獲外，幾乎顆粒無收。

核心的手機芯片進展緩慢，直到2009年，才發布了第一款應用處理器K3V1。

K3是登山界對喀喇昆侖第三高峰，同時也是全球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的編碼。

但這一雄偉的名字，不僅沒能給海思帶來好運，反而見證了其跌倒。

由于采用110納米工藝，比對手落后好幾代，操作系統更選了Windows Mobile，K3V1從一開始就處境困難，甚至被自家手機廠棄用。

無奈之下，海思只好找山寨廠合作，此舉極大傷害了華為的品牌價值。

最終，K3V1以慘敗收場。

K3V1的失敗，讓華為高層痛心疾首地意識到：

芯片要突破，離不開母廠的支持！

高通，因為有萬千手機廠的扛鼎，才成就一番霸業；蘋果和三星，全球兩大手機巨頭，無一例外，都使用自家的芯片。

于是，這年底，華為整合芯片和終端業務，吹響了最后的集結號。

【3】

在那之前，華為歐洲研發負責人王勁，被緊急調回上海。

這個華為研發中“最能啃硬骨頭”的人，與隊友奮戰近千個晝夜，于2010年推出首款TD-LTE基帶芯片——巴龍700。

高通最堅固的防線，被撕開一道口子。

興奮的海思團隊，則在何庭波的領銜下，繼續向更高的雪山挺進。

曾經的Windows Mobile被棄用，代之以安卓系統，芯片架構也換成最流行的ARM。

在一次次反復的測試和改進后，2012年8月，寄托著海思厚望的K3V2橫空出世。

這款號稱全球最小的四核A9處理器，采用40nm工藝，在當時算得上一款比較成熟的產品。

但與高通、三星的28nm工藝相比，K3V2仍有不小的差距。

當時，剛執掌手機業務、迫切希望擺脫華為低端定制機形象的余承東，對K3V2表達了擔憂甚至是抵觸。

而他的擔憂，最終變成了現實。

首款搭載K3V2芯片的D1四核手機，因為發熱量大，被網友戲稱為“暖手寶”。

各種兼容性問題更是層出不窮，以致開發人員不得不星夜兼程，從軟件層面來彌補芯片上的漏洞。

何庭波和她的海思團隊，每天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更要命的是，K3V2之后，長達兩年時間，沒有升級換代，導致其后發布的D2、P6等一系列手機，一直沿用老款芯片。

市場上，冷嘲熱諷之聲此起彼伏，“萬年海思”的調侃盛極一時。不少人甚至幸災樂禍：這就是挑戰高通和蘋果的結果!

面對外界排山倒海般的質疑，海思內部卻出奇的安靜，只有實驗室里的燈火徹夜通明。

這燈火只為了反戈一擊。

2014年初，海思發布麒麟910芯片，第一次將基帶芯片和應用處理器集成在一塊SOC（系統級芯片）里。

工藝上，也升級至28nm，追平了高通。

以麒麟910為起點，海思開始了手機芯片史上一段波瀾壯闊的逆襲。

在此之前，高通幾乎獨斷了高端基帶芯片，高傲如蘋果，也不得不為此折腰。

海思終結了這一格局。

從麒麟910到麒麟980，海思氣勢如虹，一款比一款成功，不但在工藝上領先至7nm，性能和功耗上，更比肩業內最優。

曾經被自家人嫌棄的海思芯片，最終蛻變為華為手機躋身全球第二的關鍵性力量。

從P6到P30，再從Mate 7到Mate 20，搭載海思芯片的華為手機，不斷成為爆款，還屢屢引發全球搶購。

為了這一蛻變，海思歷經各種艱辛，有時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麒麟910發布當年，那個撕開高通防線的研發猛人王勁，突發昏迷，不幸離開了人世。

【4】

在人類歷史上，總有一些人，瘋狂到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這些人的名字叫做工程師。

1947年，威廉·肖克利因為篤信半導體的未來，在貝爾實驗室發明了第一只晶體管，人類進入電子時代。

1957年，肖克利的八個門徒因為篤信集成電路的未來，創辦了仙童半導體公司，人類進入信息時代。

半個多世紀后，這些偉大的發明深刻改變了世界，并經由更多的工程師，繼續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何庭波和她帶領下的海思團隊，就是這樣一群人。

入行二十幾年，經歷了從0.5微米到7納米的變遷，何庭波的職位也一升再升，直至海思掌舵人，但她卻更喜歡自己工程師的身份。

這幾乎成了她的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在2013年以后，變得愈發堅定。

那一年，正在研發麒麟950的海思團隊，前往美國伯克利大學，拜訪了胡正明教授。

當時，手機芯片性能的提升，正面臨工藝極限的挑戰。胡正明教授發明的FinFET和FDSOI兩種技術，代表了突破的方向。

何庭波一見面，就表達了自己的敬意：“像你這樣了不起的科學家，也許很快就要得諾貝爾獎了!”

但胡正明的回答，卻多少讓她有些驚訝：“我不覺得我是科學家，我是一名工程師！”

在胡正明看來，科學家發現自然界已有的規律，工程師發明自然界不存在的東西，造福于人類。

他為自己身為一名工程師、一個發明東西的人而感到驕傲。

前輩大師的話，深深觸動了何庭波，那也是她和海思多年來的堅守。

從1996年，第一塊光通信芯片開始，何庭波就踏上“攻城獅”之旅，期間歷經艱辛、痛苦、孤寂和誤解，始終初心不改。

何庭波的信仰，也是英年早逝的王勁，乃至徐文偉、鄭寶用、李征、高戟等無數華為芯片事業奠基人的共同信仰。

支撐他們前進的，不是外界羨慕的高薪，而是眼看著自己設計的芯片，讓身邊的世界一點一點變得不一樣。

從伯利克歸來的海思團隊，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直接跳過20nm，上馬16nm FinFET，只為了挑戰更先進的工藝。

正是這種永不滿足、改變世界的信仰，最終成就了今天的海思：在外人認為中國人做不好的半導體領域，殺出一條血路，并不斷創造歷史。

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曾在媒體采訪時說，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讓中國人覺得自己是能的。

在中國追趕工業革命的道路上，華為、任正非、海思、何庭波，很大的成就，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