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關系跌入冰點。為此，信息產業部、科技部有關領導多次緊急開會討論：

一旦與美國鬧掰，國家信息安全將面臨怎樣的威脅？

彼時，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被廣泛應用于政府部門電腦中。如果命門掌握在外人手中，國家信息安全將不復存在！

國家信息安全保衛戰迫在眉睫，一大批中國IT人為此前赴后繼，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科技長征。

高光開場

最先登高振臂、主動扛起中國自主操作系統第一面大旗的，是一群科學家。

彼時，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已離開聯想四年。這四年里，他一直想要打造一個中國自主的IT核心產業。他對學生梁寧說，我們要用自主研發的方舟CPU+Linux操作系統，替代微軟與英特爾聯盟的核心框架。[1]

不再玩別人設計好的游戲，要打造自己的游戲規則，這是中國IT人的終極夢想。梁寧聽了，興奮得緊緊攥住拳頭，指甲掐進肉里。

在中科院軟件所里，同樣洋溢著一片激動之情。

時任中科院軟件研究所副所長孫玉芳對同事胡才勇和吳健說：“我們是軟件所，必須要在操作系統上有所作為！”[1]

大使館事件后，正是孫玉芳上書國務院，請求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體系，“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操作系統”。

Linux是當時在全球唯一能與微軟Windows抗衡的開源系統軟件。為此，1999年7月15日，信息產業部首次組織“Linux未來發展”高層研討會，達成共識，將加大力度全面推動Linux在中國的普及與應用。

一時間，Linux熱潮涌動。1999-2000年，全國市場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Linux開發公司，最高峰時有三四十家。沖浪平臺是行動最快的，早在1999年3、4月份便推出了第一款國產操作系統XteamLinux1.0。

2000年，在孫玉芳的牽頭組織下，中科紅旗成立，并研發出紅旗Linux。

相比民營的沖浪平臺，中科院軟件所主導的中科紅旗根正苗紅，被賦予了“中國自主操作系統崛起”的使命。

孫玉芳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UNIX技術和中文信息處理專家。在紅旗Linux誕生之前，他就曾負責開發過另一款國產操作系統Cosix，深知國產操作系統的癥結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應用生態。

為此，孫玉芳還創辦了紅旗中文2000，推出了國產辦公軟件Red Office。

從布局操作系統和辦公軟件這兩大產品可以看出，紅旗想做中國的微軟。

紅旗不僅挖來了微軟和甲骨文的骨干員工，還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購中一舉擊敗微軟拿下訂單，一戰成名。

遠在美國的比爾·蓋茨聽說后大為震驚。微軟以中國子公司的名義向北京市及有關方面緊急遞交了一份長達3.5萬字的報告，提出了60個問題，被媒體稱為“微軟60大板”。

微軟高級副總裁克瑞格·蒙迪更是專程飛來中國拜會科技部及北京市政府有關領導，意欲挽回局面。

在科技部見面會上，蒙迪拿出一份長達42頁的《中國未來軟件及其相關政策議題》報告，闡述Linux的種種弊端，最后提出微軟可共享源代碼。

與會的科學家袁萌站起來質問道：“既然微軟如此推崇開放源代碼計劃，你們在全球12個國家都開放源代碼，為何之前不向中國開放？”[2]

袁萌是著名的開源專家，擔任紅旗Linux總工程師，一向以敢言著稱。

“你們所謂的向中國開放源代碼不過是讓一些工程師到微軟總部去，像看內部文件一樣看看源代碼，并且記錄下每一個人看源代碼的時間，這根本不符合開放源代碼的精神，這怎么能叫開放呢？”[2]

蒙迪最終無功而返，微軟中國總裁高群耀辭職。

2001年，國產操作系統大放光芒。

第一個做出產品的沖浪平臺再創一個第一，當年11月成功登陸香港創業板，成為第一家上市的國產Linux公司。

國產老大中科紅旗不僅在政府招標中將微軟踢出局，還開始進入企業市場，與PC硬件廠商的OEM協議超過100萬套，一度摘得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統廠商的殊榮。

此外，紅旗Linux在全國設立了100多家的培訓中心。截至2003年10月，培養出了1000多名紅旗認證的Linux工程師。

“多為國家做點事。”這是孫玉芳、倪光南等科學家的樸素信念。正是秉承這份信念，中國IT人實現了國產操作系統零的突破。

高光開場，然而國產操作系統接下來的路卻異常艱辛。

紅旗易幟

“我們搞定了***，沒有搞定用戶體驗。”梁寧說。

盡管孫玉芳頗有先見之名地一手抓操作系統、一手抓辦公軟件，但Red Office、永中等基于Linux的Office與微軟的文檔格式一直存在兼容問題，這種不便是消費者不能接受的。

當時，盜版微軟軟件風行，紅旗Linux鮮有問津，在C端市場十分吃力。而孫玉芳還面臨著董事會的壓力。董事會要求三年之內要有回報。但中科紅旗背景特殊，當時融資、上市均有限制。

2001-2003三年里，中科紅旗均未能實現盈利。重壓之下，孫玉芳積勞成疾，2005年1月14日因糖尿病及并發癥醫治無效逝世，享年僅57歲。

令人嘆惜的是，就在他撒手人寰的前夜，中科紅旗迎來了2004年第一個“百萬級”盈利記錄。

痛失孫玉芳這個主心骨后，中科紅旗股東間的矛盾日益加劇。

一位早期擔任中科紅旗高管的人士曾向媒體透露，第一大股東科軟創新的實際控制方中科院軟件所“所企不分”的管理方式，讓幾家小股東極為不滿。而這8家股東均有一票否決權，誰也不服誰。[3]

內部齟齬不斷中，中科紅旗鮮有大作為。

2008年10月，微軟對盜版Windows和office用戶進行了“黑屏”警告性提示。國人第一次感受“斷糧”危機，一時間人心惶惶。

國家決意加快推進國產操作系統的發展。同年11月，科技部就正式公布了“核高基”科技重大專項2009年課題申報的通知。

“核高基”是與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的國家16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預計總投入超1000億元，這也是國家首次斥巨資組織開展基礎軟件重大專項。

作為國產操作系統的龍頭企業，中科紅旗自然責無旁貸，要申報參與“核高基”項目。

但是，“核高基”科研經費除了國家和地方撥款外，還需要部分企業自籌，預算約為6000萬元，而中科紅旗當時營收約為2000萬元，無力承擔。

知情人士透露，中科院軟件所承諾中科紅旗，若自籌資金不能足額到位，將為其兜底補齊。但這一承諾，為中科紅旗日后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為了完成“核高基”任務，為了6000萬元的自籌費用，中科紅旗把整個家底都掏了出來。

前員工透露：“3年內通過公司銷售收入、高管個人房產抵押貸款、員工停發工資等各種方式籌集資金，填補了6000萬元的研發資金空缺，公司正常的商業運營也由此停滯。”[3]

無奈之下，中科紅旗于2014年2月宣告正式解散，員工勞動合同全部終止，公司進入清算程序。

2014年7月中旬，經過10輪競拍，大連五甲萬京集團以3862萬元的價格成功接盤中科紅旗。

五甲萬京董事長孫凱歌說：“中國紅旗是中國計算機操作系統的旗幟，紅旗不能倒。我們的旗幟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將是對整個產業的信心。因此，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拿下紅旗。”

紅旗確實沒有倒下，但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更多地投入到2B和政府項目中去。

麒麟換主

當中科紅旗在為“核高基”艱苦奮戰時，其他國產操作系統的日子也不好過。

2006年，網友Dancefire在一篇技術分析文章中聲稱，銀河麒麟（Kylin）與美國開放源代碼FreeBSD操作系統5.3版本相似度在90%以上，涉嫌抄襲。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這是國產操作系統首次遭受如此大規模的非議。

銀河麒麟也來頭不小，由國防科技大學2002年研制，不僅具有軍方背景，還是863計劃重大攻關科研成果，在超算領域穩坐第一把交椅的天河超級計算機系列搭載的就是銀河麒麟系統。

國產操作系統的立身之本就是自主創新，如果消息屬實，為國產操作系統做出的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也將成為國外攻擊的把柄。

然而嚴格來說，銀河麒麟并非抄襲。

FreeBSD本就是完全免費開源的，允許他人修改并使用其源代碼，但必須聲明“修改自FreeBSD”。谷歌和蘋果都曾對FreeBSD進行過修改。

一般基于BSD或Linux的操作系統很少修改系統內核。銀河麒麟或因軍方需求，對安全可控要求更高，核外工具環境基于Linux開發，內核的系統服務層則基于FreeBSD進行了改進和優化，添加了內核安全模塊。

專業人士表示，相比一般的國產操作系統，銀河麒麟的自主化程度相對較高，“如果能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不斷提升自己的代碼比例，替換國外開源代碼，開發自己的內核模塊，未嘗不是一條好出路”。[4]

但是，銀河麒麟錯就錯在好大喜功地聲稱，其內核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在事實面前，銀河麒麟只能承認采用了FreeBSD代碼，并非“完全獨立開發”。

新聞一出，沒有人關心背后科研人員做出的努力，大眾只記得銀河麒麟讓國產操作系統名聲掃地。

無奈之下，國防科大逐漸放棄了BSD內核版的銀河麒麟，轉而投向Linux內核的主流中。

國產操作系統有望走出的一條新道路就此斷了。

2010年，銀河麒麟與民營企業中標軟件旗下的中標Linux操作系統正式合并，雙方隨后以“中標麒麟”的新品牌統一面市。

而“銀河麒麟”的商標及知識產權等相關無形資產則被國防科大授權給了天津麒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中標麒麟在合并后，連續八年蟬聯中國Linux操作系統市場第一，但是主要客戶仍為軍政機關和企業，C端市場依然式微。

深度突圍

雅虎創始人楊致遠曾說過：“你永遠、永遠不要想和微軟競爭。如果他們想和你競爭，你得趕快跑開，做點別的事。”

但在中國，有一群人沒有跑開，反而向微軟發起挑戰。

這群人不像孫玉芳、倪光南等人手握政府科研資源，只能靠自己在市場上近身肉搏，殺出一條血路。

劉聞歡就是其中一員。

1999年，劉聞歡從湖北大學數計學院計算機會計專業畢業，與朋友嘗試著做了一個Linux發行版，萌生出了研發操作系統的想法。直到9年后，這一想法才正式付諸行動。

2008年，他與一批Linux開發者Hiweed、王勇等人共同啟動了深度操作系統Deepin項目。

最開始，這只是一個社區化運作的公益項目，團隊成員基本上都是兼職開發。連續6年，研發資金都是靠劉聞歡個人掏腰包。長期以來公司只有投入沒有收入，以至于稅務機關一度懷疑其涉嫌洗錢而上門檢查。[5]

不掙錢的事為什么貼錢也要干？

“因為理想和愛好才堅持做這件事。”劉聞歡說，開發中國人自己的Linux是團隊的夢想。

在深度看來，把國外的操作系統簡單修改就當作是國產，并不是中國該有的技術水平。他們想給世界證明，“只要中國人認真做，中國團隊一定可以做到世界最好的開源技術和產品”。

為此，深度的研發團隊付出了太多太多。深度聯合創始人王勇曾在網上披露過一些艱難時刻：

寫代碼累到晚上要靠輸液才能第二天繼續上班；長期睡在公司，只有妻子抱著孩子來到公司樓下才能逼他回家；陪客戶喝酒，吐了無數次仍要一口悶；甚至崩潰到不想再繼續人生了……

王勇是深度的第一個全職開發者，1988年出生，沒有上過大學，憑著一腔熱愛自學編程，即便是在吵鬧的打工車間里，也堅持寫著代碼，“感覺敲代碼能讓自己獲得最純粹的快樂”。

中科紅旗和銀河麒麟擁有強大的政府背景和雄厚的研發資金，尚未能在市場上取得真正的成功。深度作為自力更生的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與壓力可想而知。

盡管如此艱難，深度還是憑一己之力，再一次扛起了國產操作系統的大旗。

自從2009年發布第一個版本后，Deepin憑借易用、美觀的特點逐漸積累了口碑，并在國際上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1年，在全球已擁有數十萬用戶；進入全球發行版排行榜前100名；2013年，挺進全球發行版排行榜前50。

2014年，Deepin殺入全球發行版排行榜前20，終于開始商業化運營，獲得了綠盟科技和360的8000萬元投資。曾有國外巨頭想投資或收購深度，都被拒絕了。

此外，劉聞歡表示，深度從來沒有拿過政府任何項目或者課題的經費，但卻憑借實力成功進入了中央政府的采購名錄，同期在冊的其余3家企業均有國資背景。

Deepin還是首個被外國政府拿去移植使用的中國操作系統，被譽為“中國最好的Linux操作系統”。

移動失利

2007年，谷歌發布了開源操作系統安卓系統（Android）。沒有人意識到，在移動手機端，一個和微軟一樣可怕的對手正在悄然崛起。

同一年，43歲的陳錫源放棄了美國UT斯康達高級副總裁兼CTO的職位，選擇回國創業。

他趕上了好時候。

當時，為了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國家不僅啟動了政治級別最高的“千人計劃”，還在政策及資源上向海歸創業的小公司有所傾斜。

在政府的牽線搭橋下，陳錫源剛成立播思通訊沒多久，便跟著中移動干了件大事。

2008年正是3G時代到來的前夜。12月12日，工信部首次明確了對3G牌照的發放方式。三大運營商都在抓緊轉型布局。

為了繼續保持2G時代的優勢，中移動宣布推出首個國產手機操作系統OMS，將搭載OMS的定制手機命名為“OPhone”，意欲借此占據移動互聯網的入口。

提供技術支持的“幕后英雄”播思通訊因此一戰成名。

為了推廣OPhone，中移動下了“血本”。時任總裁王建宙表示，已經備好了60億元的補貼，誓要將OPhone做成千元機，成為3G時代手機市場的主導者。

這份勃勃野心源自于當時手機操作系統還處在群雄逐鹿的階段——諾基亞塞班初顯頹勢，安卓的市場份額僅占5%，蘋果iOS還不成氣候，微軟WP尚未面世。

一切皆有可能，中國還有機會。

可惜，中移動搶準了先機，卻沒能把握住。

媒體爆出OMS并非獨立開發的操作系統，而是播思通訊為迎合中移動的進度做出的一個Android中國版。

隨著安卓不斷升級，OMS更新速度跟不上。用戶開始吐槽，OPhone的合作手機廠商也紛紛倒戈安卓陣營。

中移動見大勢已去，只好放棄了OMS。

同樣落敗的還有中聯通2010年推出的手機操作系統沃Phone。

相較于OPhone，沃Phone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款獨立國產手機操作系統，基于Linux內核，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但由于安卓系統此時已成功占據了大半個市場，力量單薄的沃Phone無抗衡之力。

2013年，同洲電子以2983.31萬元收購了沃Phone研發團隊，第二年脫胎出同洲960手機操作系統。

兩大運營商本有機會改寫國產手機操作系統的命運，然而歷史已不能假設。

真正的歷史卻是，國產操作系統在當時一度成了笑話。

這背后，灑滿了中國IT人的無盡惋惜。我們與Windows有著難以逾越的15年時間差，但與Android一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卻沒能把握住機會。

盡管痛失了移動戰場的主動權，但中國IT人并沒有偃旗息鼓，戰斗仍在繼續。

戰斗不止

2011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基于Linux的手機操作系統YunOS。

時任阿里巴巴CTO、阿里云總裁王堅向馬云第一次提出要做YunOS研發時，馬云說：“我幾乎是憤怒地驚訝于他的膽識。”

當時沒有互聯網公司想去碰操作系統。無論是從商業層面還是技術層面考量，這都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

果然，YunOS發布沒多久，就遭遇了谷歌的狙擊。

谷歌將YunOS定義為“非兼容版安卓系統”，并要求開放手機聯盟成員禁止搭載YunOS。對于沒有硬件只有軟件的YunOS而言，相當于直接封殺。

好在，阿里頂住壓力堅持了下來。

2015年12月，以手機出貨量計算，YunOS裝機量超過WP，成為全球第三大移動OS。如今已經更新到第六代，全球搭載設備超過2億。

2017年9月，YunOS品牌升級為AliOS，不再跟著別人的步伐，開始探索車聯網終端的新道路。2018年，AliOS裝車量已達70萬，當時超過了特斯拉。

王堅在《在線》一書中說：“我做YunOS遭來了很多非議，甚至比我這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我不后悔。”

80歲高齡的倪光南院士也一直在堅持。

明知自己的夢想在被人利用，明知會有人繼續嘲諷看笑話，他依然選擇燃燒自己的一生，不斷嘗試和努力，為國產操作系統的未來奔走呼號。

倪光南說：“車輪轉起來了，一步步往前走，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呆在原地只會陷入死循環。”

默默耕耘的華為也在堅持。

2012年，華為在芬蘭赫爾辛基創建了自己的手機操作系統團隊，從20名工程師慢慢積累壯大。

2019年，華為被谷歌限制使用安卓權限。有幸于任正非當年的高瞻遠矚，七年前打磨的利器終于出鞘。

5月21日，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透露，面向下一代技術而設計的華為操作系統“鴻蒙”，最早將于今秋面市。該操作系統打通了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智能穿戴，統一成一個操作系統。

如今，華為手機出貨量已超蘋果，排名全球第二，終于有一款國產系統不再是無根之花。

早在2003年，有人建議在病榻之上的孫玉芳寫一篇“紅旗倒下之后，中國軟件業會怎樣”的文章。

孫玉芳笑著說：“還沒有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Linux在中國沒有倒，還有希望；只要有希望，我們就不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