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五輪電信重組風聲傳出，引起業界熱議。這輪傳聞中的重組因為新角色——廣電部門的加入，變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顯復雜。

　　過去一年，三網融合改革進展緩慢，陷入困境。高層協調與政策推動，均未能令廣電與電信部門“化干戈為玉帛”，反而在日益激烈的利益爭奪中擴大罅隙。新一輪自上而下的重組由此迫在眉睫。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工信部新任部長苗圩公開表示，今年三網融合試點地區不會擴大。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目前12個試點地區都已各自上報了試點方案，但至今尚未得到批復，三網融合實質上已陷入僵局。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了解，雖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改革方案，但以此為核心的博弈正暗流涌動。工信部日前召集電信運營商探討新一輪重組與改革的可能性及方案。之后一個分拆中國移動裝入中國聯通、電信和廣電的重組方案，在運營商內部流傳。

　　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3月7日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采訪時稱，將中國移動分拆的改革方案并不現實。王建宙并不否認各方圍繞電信重組在爭論，不過他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尚未接到官方渠道的通知”。工信部也出面對上述針對中國移動的分拆方案進行了否認。

　　而中國社科院已在此前發布了一個改革研究方案，方案欲將中國電信和聯通的IDC(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部門拆分入廣電的國家級有線網公司。此方案因對廣電部門有較大的利益傾斜，引來電信及部分市場人士的激烈批評。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三網融合的試點陷入僵局，廣電和電信爭奪的主戰場，很可能將從目前的三網融合技術環節轉向第五輪電信重組。

　　三網融合現有困局的焦點，主要在播控權以及寬帶接入權的分配上。從去年開始，各大運營商紛紛在寬帶接入業務上發力，而各地方廣電也主要把寬帶接入作為爭奪三網融合主動權的重要籌碼，以至于引發了帶寬升級和爭奪客戶資源的混戰。與此同時，地方廣電還在有線網資源整合中蹣跚學步，國家廣電網絡公司的籌建仍遙不可及。

　　有業界專家指出，中國三網融合目前的奇特模式，從深層次看與當前兩個行業監管體系帶來的多頭管理局面有密切關系。英國、韓國設立統一的融合監管機構實現三網融合的實踐表明，三網融合必須與配套體制改革并行。中國建立統一的融合監管機構已經刻不容緩。

　　工信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理事長楊培芳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雖然目前正式啟動電信改革的可能性很小，但開展新一輪電信改革的先期研究則是必要的，當務之急是先建立一個高于廣電和電信管理部門之上的協調、監管機構，名字或可稱為“綜合信息通信委員會”。

　　寬帶爭奪戰

　　在不少廣電人士看來，三網融合面臨最大問題，是在中國整個寬帶產業鏈條中，互聯網基礎骨干網、國際出口局、接入網，以及依托于互聯網基礎網上的數據中心和巨大內容流量，被中國電信和聯通兩家公司壟斷。只有打破這種資源壟斷，三網融合才有可能前行。

　　電信業的寡頭壟斷體制，確實導致了電信寬帶業務的發展緩慢。楊培芳指出，中國電信業1G模擬時代非常落后;2G數字化時代實現了跨越發展，在許多領域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是到了3G寬帶化時代，與國際差距日益明顯，尤其最近這三五年拉開了距離，或者說出現了寬帶鴻溝。

　　于是寬帶爭奪成為廣電、電信企業之間的核心問題。雖國家已明確廣電、電信雙向進入，廣電也在三網融合政策推進中屢屢占據上風，但廣電始終難以進入電信運營商多年發展并壟斷的國際寬帶出口和互聯互通網間結算等領域。

　　廣電正在整合并構建第四張運營網，即NGB(中國下一代廣播電視網)。但NGB想從專網建設變成向民眾提供互聯網服務的公網，不僅需要改變自身定位，更急需獲得國際出口帶寬資源，申請成為國際互聯單位，完成全國接入網絡的雙向改造等。

　　中國社科院近日提出的第五次電信改革拆分方案，即圍繞上述思路而設計。方案主要參照英國電信集團2008年分拆數據中心業務出售給HP的成功做法，將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數據中心(IDC)業務分拆出來(目前擁有近10萬個數據中心機架，約60億元年收入),整體并入廣電的中國有線電視網絡公司，組建國家廣播電視網絡集團公司。

　　社科院的方案稱，電信、聯通可按國際通行的做法，將其數據中心業務進行資產評估后，折成股份投入國家廣播電視集團公司，自身將不再經營數據中心業務。廣播電視部門的有線電視網仍可經營互聯網接入業務。這一方案旨在強化廣電對寬帶內容的集約管理，“由廣電部門全面負責寬帶內容媒體的監管，包括寬帶產業內容經營許可的發放，寬帶內容市場監督管理。新組建的國家廣播電視網絡公司，全面負責互聯網內容、廣播電視媒體內容的運營和服務;工信部專心致志地監管電信市場的運營與競爭。電信、聯通、移動三家運營商，可以專心負責寬帶互聯接入網的建設與經營，向用戶提供更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根據方案，拆分后屬于重要意識形態(如時政等)之外的內容資源(如生活類、商務類內容資源)、接入服務資源(如IDC業務、云計算業務)向市場充分開放，通過市場競爭，實現提高服務、降低價格的效果。

　　此方案甫一推出即廣受批評。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對此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打破壟斷必須要網業分離，按照現有的重組思路，不過是用一個更大的從網絡到內容再到互聯網的縱向壟斷企業，去取代現在相對寡頭競爭的行業壟斷，這是一個更壞的結果。

　　闞凱力認為，以引入有線網競爭來打破寬帶壟斷的設想是不可行的，這也是美國1996年《電信法》犯的大錯誤，事實證明也是失敗的。“最好的管理辦法是把天然壟斷部分與可競爭部分分開。比如，將電信與廣電系統的接入網絡從其他業務中剝離，成立獨立的、保持微利甚至依靠政府補貼的非盈利公用事業企業。這樣，就使互聯網和其他業務可以在公平的條件下充分競爭。”

　　楊培芳也認為，第五次電信改革，以寬帶作為切入點很好，但僅將占電信2%業務比例的IDC劃歸到廣電，這還稱不上第五次電信改革。“應該考慮整個體系怎么改，至少包括終端接入層、骨干網絡層、數據平臺層;還應該考慮信息內容媒體提供商(ICP)和應用服務提供商(ASP)。”他認為，社科院報告中的寬帶瓶頸主要是業務問題，必須開發出更多的應用服務業務，通過有效有序競爭來繁榮信息通信市場，“不要走行政壟斷的回頭路”。

　　呼喚融合監管

　　在廣電、電信壁壘重重的監管體制下，三網業務在技術層面仍不可阻擋地融合著。集成播控運營商，就是在這監管割裂、但技術融合的夾縫中產生的別有中國特色的運作主體。

　　財新《新世紀》記者了解到，雖然國家早已確定了廣電負責播控平臺的主基調，但電信企業內部仍對此存在極大異議。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監管事務部羅明偉于3月2日在行業報《人民郵電報》上公開撰文直言，“集成播控權歸廣電部門所有”的政策已經開始引發三網融合經營主體對于“市場運作和產業發展究竟是向市場化運作靠攏，還是會更多地向政企、政事合一色彩的模式靠攏”的擔憂。他認為，融合業務的運作模式也將對未來的融合市場的監管帶來許多挑戰，導致市場監管中可能會難以分清經營性行為和行政性行為，同時多頭管理問題也將困擾新興融合業務的市場監管。

　　因此，推進新一輪電信改革的前提是率先進行市場監管體制的改革，理順部門關系，明確政企分離的改革方向，建立既符合市場需要，又兼顧國家安全的業務監管模式。

　　楊培芳則表示，信息通信需要統一監管，監管缺位、錯位的改革不可行。即使西方市場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國家，比如美國有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英國有通信管制局(OFCOM)，韓國有信息通信部，中國***有廣播通信委員會(NCC)，都是通信里邊包括廣播電視。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廣電政企分開之后，能在廣電基礎上組建“綜合信息通信監管機構”或者“國家廣播通信委員會”也不失一條可行之路。

　　楊培芳同時指出，此前四次電信改革，更多受到國際政治因素和國內集團利益、部門利益的影響，國家主管部門沒有起到什么作用，“第五次電信改革應該是一個復雜的體系，不能簡單化。希望此次改革能更多遵循技術經濟規律、更多征求業內專家組織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