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更迭推動傳媒生態更趨向于智慧化、高效化，同時也為政法網絡輿情治理帶來一系列的倫理和安全問題。政法輿情牽涉到政務系統的公信力、社會穩定、國家安全。伴隨著傳播技術的革新，如何規避風險、把握機遇至關重要。

應用現狀

新媒體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發展，為政法輿情治理注入了新鮮的活力，政務新媒體作為引導輿論的重要載體，正在積極探索與時俱進的信息傳播模式和社會治理格局。借助于人工智能技術，當前政法部門已經構建了一套完整的網絡輿情治理“預警—回應—重塑”體系。

移動互聯時代，輿情的前期監測與預警顯得至關重要。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智能終端等信息技術手段，利用高度開放的數據系統，開展多渠道的數據采集，進而進行精準識別的數據處理來量化世界，能夠實現對數據進行自動分析和抓取，通過數據加工實現“增值”。目前，人民網輿情監測中心、清博輿情、中青輿情監測室、新浪輿情通等輿情監測平臺，都可實現對新聞門戶、論壇、博客、微信、微博、電子報、SNS載體的輿情動向的全天候監測。

當重大輿情事件發生時，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機器人寫作可以迅速抓取互聯網中的關鍵信息，識別“新聞源”是否真實可靠，通過算法和程序合成一篇即時的新聞消息，即“機器人新聞”可在幾秒內完成，在特殊的政法輿情事件如一些重大自然災害或者交通事故中，可以發布即時可靠的新聞信息來穩定輿情。

同時，以大數據、算法等技術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在與傳媒產業深度融合中，產生了數據新聞和可視化新聞。通過用數據來驅動、展現新聞內容，更加直觀和具有說服力。微信公眾號“網易數讀”、搜狐數據之道、新浪圖解新聞、騰訊新聞數據控就是基于數據新聞衍生出的新聞形態。

人工智能在輿情較為穩定的后期，也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算法推送可以實現信息推送的“私人訂制”，助力主流媒體在輿情事件發生后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導權，促使輿情朝著良性方向發展;沉浸式新聞，增加可看性和趣味性，可以用直觀易懂的方式向受眾呈現新聞事件發生的過程，有利于新聞事實的快速傳播。

當前的治理困境

大數據應用與輿情應對的最重要環節是對輿情數據的分析，進而采取正確的應對思路，這是輿情治理的核心。但人工智能對輿情大數據的抓取、分析只能基于數據理性，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在選取、分析數據時缺乏人性化的內容分析，海量數據產生的輿情動態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簡單直觀。在網絡輿情的熱點發現、跟蹤分析過程中，機器自主研判可能出現新的偏差。

隨著人工智能與信息分發過程的深度融合，政法類新聞信息也會加入智能分發的行列，但與普通社會新聞不同，政法事件關乎更大范圍內的利益和安全，以技術理性為特征的“算法推薦”將內容的分發交給機器人決定，面臨著把關人缺失的問題，在內容的導向、隱私的泄露、內容的真偽性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真空”。

“人工智能+媒體”機器人新聞還可以被利用來充當網絡水軍，營造出虛假輿論，混淆視聽。雖然一些帶有敏感信息的字眼會被后臺屏蔽刪除掉，但無孔不入的數據在技術的加持下，仍然會成為一大安全隱患。

首先，“人工智能+媒體”的傳播模式通過用戶個體的瀏覽記錄、閱讀喜好進行信息推送，使得用戶的興趣和關注點日益細微、個性化，日益遠離公共領域和公共話題。公共領域逐漸被一個又一個小圈層所代替，當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政法輿情事件突發，主流媒體無法及時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社交網絡和移動終端又能夠使負面輿情迅速發展到難以控制的局面，使輿情治理陷入惡性循環。

其次，一些平臺也通過人工智能進行算法推送，不需要思索，后臺會源源不斷地輸送同類娛樂內容，用戶容易陷入這種膚淺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表層娛樂中。過度娛樂化會令人喪失理性和思考能力，失去了理性的公眾，就容易受到負面情緒和錯誤觀念的支配。部分熱點事件涉及政法機關的失誤，一些程序不規范、違法辦案、危害公共利益等案件，容易在“刻板印象”和“民粹主義”的驅使下引發大規模的負面輿情。

解決當前困境的對策

對于技術邊界帶來的發展困境，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加進人工干預。政法網絡輿情的應對，歸根結底是一種信息傳播行為和社會治理行為，它依靠媒介技術的發展并從中受益，還需要推進人工參與，將傳播策略與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創造精神價值。對于涉及體育財經、科技等方面的新聞，盡管人工智能在信息采集中可以實現“自主操作”“一鍵生成”，但政法輿情應對涉及對案件的梳理、民意的調查、輿情的疏導，需要綜合傳播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知識，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相比于技術理性帶來的變革，價值理性更多的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理性，其目標是維護人的尊嚴、提升人的價值、滿足人的長遠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完善，這也是政法網絡輿情治理的最終目標。

人工智能時代下，完善互聯網輿情治理，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國家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產業及其發展，要盡快完善與之相匹配的司法規則，使案件爭議有法可依;提升平臺的監測技術，將危害國家社會的言論扼殺在搖籃里。趨利避害，使之成為社會治理、維護網絡空間穩定、保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技術中性論認為，技術并不具有明顯的利弊之分，技術帶來的影響取決于使用技術的人。針對個性化推薦帶來的弊端，政府應當出臺硬性的政策規定，比如建立多維算法推薦指標，降低熱度指標在算法中的權重;制定“反個性化傳播”的算法規則，在個性化推薦的過程中，除了推薦和用戶觀點一致的信息外，還要推薦和用戶觀點相反的信息，讓用戶更加全面地看待問題，避免公共領域“圈層化”。

網絡輿情可以在短時間內傳遞、發酵，因此，及時有效的監測系統對于輿情的治理來說非常重要。完善平臺的監測技術，對于涉及領土主權、危害國家安全、危及社會秩序的言論，可以做到及時清除，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網絡水軍、僵尸號等營造的虛假輿論帶來的危害。

作為政務信息的傳播主體，為了適應人工智能環境下的傳播生態，政務部門務必要重視傳播手段的革新。同時，為了持續政府部門基于人工智能打造的數據輿情監測中心不應該是一個獨立割裂的部門，它應該成為政府治理輿情、發布信息的決策依據，要充分利用數據資源進行全網搜索、追蹤輿情發展的方向，運用圖表等可視化數據技術，全面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及時制定相應的回應方案。

同時，政法輿情治理不單單是政務部門的工作，我國的新聞媒體是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是網絡輿論的主要引導者，主流媒體擁有專業化的傳播隊伍，應該積極尋求新聞報道的智能化、多樣化，守住輿論高地，慢慢找回“議程設置”的主體地位，增加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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