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當下的高頻詞，被普遍認為是又一次通用技術變革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二次機器革命”的引領者。瑞士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理查德·鮑德溫經過調查分析后提出，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都會促成社會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社會必須通過某種必要調適甚至是徹底的改變來應對轉型期的各種問題。本文將簡要討論為什么說人工智能時代已經拉開序幕、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就業將會受到何種影響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應變之策等問題。

人工智能時代來臨

如果說1997年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深藍”戰勝國際象棋特級大師加里·卡斯帕羅夫只是計算機算力小試牛刀的話，那么2016年谷歌的“阿爾法圍棋”（AlphaGo）戰勝圍棋世界冠軍、韓國棋手李世石則被認為是人工智能崛起的標志性事件。“阿爾法圍棋”的勝利讓人們看到，自“深藍”誕生以來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展成熟，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深藍”和“阿爾法圍棋”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要依賴程序員所給出的明確指令（程序）來進行基于規則的邏輯計算，而后者可以借助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通過對樣本數據集的自主挖掘來發現和識別過往數據中蘊藏的模式，并不斷自動調整模型中的算法（algorithm），以便更好地擬合數據，這也是其被稱為人工智能的原因所在。

人工智能的崛起主要是基于數字技術的飛躍式發展和大數據的爆炸式增長。我們可以用四個定律來概括、展示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其一是關于數據處理能力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即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每隔約18個月便會增加1倍，這意味著其性能也將提升1倍。其二是關于數據傳輸能力的吉爾德定律（Gilder’s Law），即主干網的帶寬每6個月增長1倍，12個月增長兩倍，其增長速度是摩爾定律所預測增長速度的3倍。其三是關于網絡價值增進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即一個網絡的價值等于該網絡內節點數的平方，換言之，隨著網絡用戶數目的增加，整個網絡的價值會呈現指數式增長。其四是關于數字技術創新的瓦里安定律（Varian’s Law），即免費的數字構件和高價值的數字產品相結合可以促使組合式創新呈現爆炸式增長。

近10年來，平臺經濟和社交媒體崛起，智能終端也得到普及，其所搜集和生成的海量數據不僅成為了寶貴的資源，也使得基于大數據的算法運用得到了長足發展。從智能手機上的語音助手到植入了智能語音交互技術的音箱，再到汽車的全自動駕駛系統，許多人工智能產品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并無聲地宣告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

對就業市場影響較大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使得西方國家的人口由農村涌入城市，其就業領域也由農業轉向工業，并引發了第一波全球化。而在經歷了由信息通信技術（ICT）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后，西方社會步入了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所稱的“后工業時代”，在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制造業所能夠吸納的就業人口數量不斷減少，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成為了主導產業。那么，由人工智能所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會給這些國家的就業市場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

英國牛津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卡爾·弗雷和邁克爾·奧斯本在2013年所做的一項開創性研究表明，基于對可自動化的工作任務的分解以及對依賴于這些任務的職業進行的分類，技術上而言，美國有近一半的工作崗位可能會被機器人等人工智能相關產品替代。而美國麥肯錫咨詢公司于2018年針對大型跨國公司高管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絕大部分的高管認為在公司實現業務數字化的過程中，到2023年超過1/4的員工將會接受再培訓或者被直接替換掉。與前三次工業革命有所不同，在這次由人工智能引領的工業革命中，為西方國家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的主導產業——服務業，以及其中等收入階層的主力軍——辦公室普通白領職員也會受到直接影響。從工作崗位的角度來看，那些涉及信息收集處理、包含可預測體力活動的工作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涉及管理、研發、人際互動或包含不可預測體力活動的工作崗位將得以保留。換言之，那些包含創造性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和社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的工作受到的影響將會比較小，而這正是人類的比較優勢所在。此外，第一次工業革命持續了近百年，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已經持續了超過50年，但由人工智能引領的這次工業革命的進展速度將會遠超從前，專家預測，2020—2030年是人工智能最有可能全面部署到位的時間段，這意味著留給西方社會調整應對相關變化的時間委實有限。

兼顧效率和公平

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就業方面的影響，一種可能出現的場景就是“一切照舊”或者說“延續過往的做法”（business-as-usual），因為從長期來看，重大技術變革不僅會顯著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還會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但我們將難以確定有關進展在中短期內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以及社會能否承受這些影響。考慮到西方國家經濟增長低迷且不平等問題日益加劇的現狀，若有大量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失業并且匯入原本就處在長期失業狀態的人群中，將會給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帶來極大的挑戰。自20世紀80年代起，英美兩國開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崇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同時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進程中，大量制造業工作崗位被取代或轉移，而民眾卻很少能分享到自動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收益，這引發了強烈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用所謂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niversal Basic Income）替代美國現有社會福利體系的思路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雖然這種思路還沒有得到廣泛認同，但已經越來越受政治和經濟界人士的重視。

與英美等國主要倚重市場來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不同，歐陸國家普遍比較重視政府對就業市場的調節作用，其中以丹麥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的做法值得予以特別介紹。丹麥采取了一種被稱為彈性安全或靈活保障（flexicurity）的制度，簡要地說這是一種雇傭自由和勞動者保護兼顧的政策，其核心是保護勞動者但不保護工作崗位。具體來講，這一政策主要由三個方面構成：首先雇主享有根據市場需要解雇和招聘（員工）的自由;其次向被裁員的勞動者提供慷慨的但又有一定限度的失業救濟，比如失業津貼可以達到其原工資的90%但最高不得超過每月2000歐元;最后，提供充分有力的保障措施促進被替代的勞動者再就業，有關措施包括再就業培訓、提供求職協助和咨詢服務、給予再就業者工資補貼等。正是由于存在這樣一張彈性安全網，丹麥等國近幾十年來的失業率一直都控制在合理區間內。失業對丹麥人來說并不是世界末日，而對普通美國人來講，一旦失業就可能陷入永久性的債務陷阱之中。

技術進步的步伐或許難以阻擋，技術進步的后果卻可以選擇。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如何立足國情在生產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進行權衡并構建利益兼顧又切實可行的制度，是各國都有必要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