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科幻電影《銀翼殺手》中，背景是設置在2019年。電影中，這個年份已經出現一種復制人，他們與人類幾乎一致，無論美麗的外表還是機智的判斷力，甚至對愛的感覺、對暴力的嗜好也一樣。當然，還有追殺這些復制人的殺手。

復制人渴望成為人類，這應是死罪么？如果有殺手機器人，應該追究誰的責任？《銀翼殺手》核心，其實已經涉及了一個關鍵問題：人工智能，應該有道德觀么？如今，對比科幻電影，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到了過去看起來很遙遠的2019年。上述問題，其實還是沒有妥善答案。現實中，阿里巴巴發起的研究機構羅漢堂于2019年6月25日在杭州提出了“最關乎世界未來的十大問題”，有人稱為“世界終極十問”。

如同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科技公司釋放了技術的能力，帶來物質便利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也沖擊了原來的社會形態，可以說生產關系已經改變。當科技公司越來越大，市值萬億的公司開始涌現。在2018年前10大上市公司中，有七名都是科技公司，而且前五名都是科技公司，都來自中美兩國。這個時候，科技公司變得體量更大，也意味著暴露在更多社會關系中，與監管用戶的關系日益復雜。

回顧經濟史，創新一直存在，從蒸汽機到鐵路，對世界帶來的改變巨大，甚至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并不亞于互聯網。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加持，互聯網進入轉折點。科技公司紛紛轉型平臺經濟，甚至讓“中臺”成為關鍵詞。

與此同時，平臺經濟也意味著公司規模擴張，利益相關者增加，對于監管以及信息的使用，都帶來各種挑戰。比如這些天，國內外都在熱議甚至盛贊的Facebook發行數字貨幣Libra，然而在國外Facebook的相關新聞，不少則集中于隱私丑聞導致活躍度下降等方面。

科技的發展，對于互聯網公司管理其實也提出了挑戰。互聯網公司從邊緣的創新，一躍而為成為社會主流公司，也意味著必須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這個時候，科技公司僅僅擁抱平臺戰略或者進行中臺整合，已經不足以應對外界無日無之的打量。在6月羅漢堂年會上，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和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此對話，羅漢堂秘書長陳龍主持。這場對話核心議題之一，其實就在回應 ，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張勇表示，平臺不是一個人決定的，平臺是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平臺；甚至平臺型公司并不是平臺的所有者，而只是在運營這個平臺，只是平臺的一部分。

這些討論見仁見智，但從超越行業的視角來看，其實有不一樣的高度。當下，類似《黑客帝國》以及《三體》的科幻電影場景正在變為現實，對于人類社會沖擊逐漸展現。從數據的隱私安全到個人的職業保障再到階層的重組，都在接近轉折點。人類社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其實是超越了我們當前的知識儲備；換言之，我們并非手握答案。認識到這一點，是第一步。

例如開篇談到的人工智能道德觀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常常有個兩難選擇的經典場景，比如駕駛一輛失控汽車，假設必須選擇撞向一邊，左邊是老人，右邊是小孩，怎么辦？

類似的倫理難題，在人類開發人工智能的歷程中，也會遭遇不少類似的拷問。那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處理人工智能的“類道德問題”？與此相關，羅漢堂的學術委員會成員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分別有所闡述。2011年諾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認為，機器并不是自己在學習，所以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2016年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則指出，人工智能也是公司一員，有工作動機，應該給予其正確動機激勵。

人工智能的道德觀，這個問題并不是空想，不僅重要，甚至越來越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背后，不僅涉及算法以及道德問題，更是知識邊界拷問的問題。正如站在人類的角度，推進人工智能當然應該有道德觀，但是人工智能會不會有道德觀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人類的道德觀，是否適用人工智能，則是更大的問題。

類似十大問題的提出，其實比起如何回答更有意義。正如藝術家杜尚所言，沒有問題就沒有答案；反過來說，好的問題往往也意味著解決問題的開始。

比如回顧歷史，知識革命的先驅，并不一定總是來自于學院體制。比如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一些民間社團對技術革新發揮不小作用。比較著名的是英國月光社，他們就是由一些科學家與工程師甚至槍炮制造商等人自發組織。他們聚會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聚會的結果卻往往造成了科學可能性。制造蒸汽機的瓦特，就是其中一員。

當代智庫或者社群，其實也應該發揮類似的作用。國外有一個社群Edge，也是匯集各路聰明學者，發布年度重要問題。其中，一個聰明家伙就說，我足夠聰明到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足夠聰明到提出這些問題么？好的問題，往往是成功的一半，集體智慧好過個人探索。知識邊界的拓展，永遠從跨界的提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