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注意到，出現上述觀點的一個根本性原因，是華為公司華為運營商網絡BG 總裁丁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態稱，歐洲廠商如果成為主流建設力量之一，將有利于TD-LTE標準全球化。

　　毫無疑問，在實現TD-LTE標準全球化的這個思維下，能夠參與和成為主要參與者的設備商越多，整個產業鏈就更為完整和豐富，無論對TD-LTE的推廣，還是在中國建設TD-LTE的核心運營商中國移動，都是極為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正值中國移動TD-LTE大規模招標之際，讓中國電信設備商刻意為歐美電信設備商讓路，以增加歐美電信設備商在中國移動TD-LTE招標上的市場收入，釋放如此信號，難免有以商業合同換廠商支持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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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心生疑竇的是，華為此次釋放如此信號，難免越庖代廚的嫌疑：身為招標“支付主體”的中國移動尚未表態，參與競標的華為卻站出來說，希望歐洲廠商能夠成為主流建設力量。難免讓業界疑惑，華為此舉目的何在？

　　華為有人士此前曾對媒體表示，該公司2012年收入，有11%來自歐洲市場，2013年這一比例將攀升至15%以上。若歐盟對華為進行“雙反”制裁，未來兩年華為損失將超過48億美元。如此就不難理解，華為為何如此刻意示好歐洲公司，進而由此示好歐盟。

　　但華為通過中國移動TD-LTE招標份額的友善表態，似乎出現了反效果。

　　一方面，中國移動雖然在公開層面并未就此表態，也無法就此表態，但私下卻對華為這種“我掏錢卻被你賣了人情”的做法，極為不滿。尤其是中國移動中層管理者意見最大。中國移動招標前期鋪墊工作已經基本落定，華為此舉是否會重掀波瀾，中層心中最沒有底。在他們眼中，如果因為華為的這一策略，導致既定的格局分配重新劃分，則是他們工作量的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愛立信、阿朗（上海貝爾）、諾西等歐美電信設備公司，則認為，到目前為止，TD-LTE招標各項工作已基本就緒，華為如何表態，并不會在事實上對招標結果產生何種影響，因此送的是“空人情”，最終還是為華為自身歐洲市場考慮，而非TD-LTE產業鏈的發展考慮。

　　第三，則是包括華為、中興通訊、大唐、上海貝爾甚至烽火通信的內部平衡問題。在華為表態之后，這些公司一度無法判斷，華為就是口頭表個態，還是真的會通過自降份額的方式，搞“一損俱損”的小動作，通過犧牲少量國內市場，換得歐洲市場不出現大的波動？換言之，華為對于歐洲市場的敏感性，除了中興通訊以外，其他公司并不會感同身受，即便是中興通訊，目前歐洲市場總體規模也不及華為。有其他電信設備商人士就私下提出觀點稱，華為在中國市場有足夠能力調整自己的“出血”程度，但在歐洲市場華為已經到了“傷不起”的規模。“拿國內廠商的在TD-LTE上的集體利益，換華為一家公司在歐洲市場的利益”，是丁耘表態后，諸多電信設備商的私下判斷。

　　從運營商角度分析，中國移動部署TD-LTE的策略，和3G時代已經有了本質區別，更大規模采購、更快網絡部署速度，已是箭在弦上。并且，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場，通過中國移動在TD-LTE建設上的示范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其他國家和地區運營商是否投身TD-LTE的態度。因此，中國移動當前最為重要的，仍然是打造一張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TD-LTE網絡，而不是啟動非市場機制，在方案成熟度、總體投入成本等要素之外，過多因為政治原因調整各參與方的利益和份額格局。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TD-SCDMA發展上，也因為中國移動所不能左右的其他非市場要素，使得中國移動在網絡建設上花了不少冤枉錢，有些采購的設備甚至不堪使用，在4G階段，中國移動顯然不應該再次陷入同樣境地。

　　同時，包括華為、中興通訊在內的一批廠商，也已經具備國際化公司的多種要素，應當勇于承擔幫助TD-LTE標準全球化的責任。盡管企業考慮自身市場和利益，無可厚非，但不能通過犧牲客戶（運營商）和國家戰略，來達到實現自身市場需求的目標，否則也只能是短期內獲得利益、長期輸在戰略層面。對于少數公司而言，長期性使用“焦土策略”屢屢成功的經驗，也可能會在某些時候，導致其經驗性盲動。